先看土地。我們傳統的城市規劃，往往以各自行政管轄邊界為範圍，來進行土地的規劃。但是，都市圈內建設的軌道交通，所穿過的土地，可能是大城市的郊區，可能是農田，甚至是基本農田。那麼，未來都市圈的同城化跟當前的土地制度之間形成的矛盾，就會日益凸顯。
再看人口。由於當前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很大程度上仍然以行政管轄邊界來進行配置，甚至是按照戶籍和非戶籍來配置，尤其是子女教育、公租房、廉租房等服務。隨著未來都市圈的同城化程度提高，住在外圍的一些人口，就業和通勤往往跨越城市行政管轄邊界，甚至是省級行政管轄邊界。在現有配置體系下，這些人在中心城市創造了經濟價值以及稅收，但卻無法享受與之匹配的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務。因此，需要在都市圈之內，中心城市、中心城區跟郊區和外圍的中小城市之間，形成一體化的發展和利益共享機制。
當前，我們的跨城市和跨省級的協調機制在逐漸建立。例如長三角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設有長三角辦公室，如今長三角“三省一市”有越來越多的跨省協調機制。但是，要讓一體化協調機制，在城市群和都市圈範圍之內，更多更好地發揮作用，未來要突破的重點是利益共享機制。
可以借鑒一些國外的先進經驗，如歐盟內部，有一些跨越國家邊界的發展區，國家之間在談好稅收共享機制以後，就可以在跨界的地區成立產業區，來共同發展。此外，還可以根據國內實際情況，進行帶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機制。比如近些年的飛地經濟，就是這樣一種模式。即將飛地建在中心城市的外圍地區，由中心城市提供技術和產業發展經驗，甚至扶持資金，而建設用地指標由外圍來提供，大家共享稅收。有些占地比較大的飛地，也可以建立在較偏遠的地區。
但是坦率地說，飛地經濟模式並不能完全解決城市群和都市圈一體化面臨的問題。因為，隨著生產要素市場的一體化，大量的經濟和人口向中心城市和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聚集（這是一個客觀趨勢）。與之相應，不同地區之間的經濟規模差距和稅收規模差距就會逐漸擴大。因此，需要建設更多的一體化機制，讓中心城市所產生的經濟增長效應與外圍地區共享。例如，探索在城市群範圍之內進行轉移支付，通過財政方式加大對外圍地區的投入；或通過一體化基金，對外圍地區進行投資，特別是對有當地發展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投資；也可以是相對發達的地區與相對欠發達地區，進行一對一的結對等。
人口集聚與公共服務配套
文章指出，人口向以中心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集聚，是一個客觀規律。人口的集中會帶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因此，一個總體方針是，要不斷地順應人口的增長趨勢，來優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數量、質量、空間布局。
具體到住房，就要增加相應的住房用地，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化住房供應的結構。通過增加住房供應的總量，讓商品房的價格不要漲得太快；與此同時，通過增加公共租賃住房的土地供應比重，讓暫時買不了房、收入不夠高的一部分群體，也能夠滿足居住需求。
住房的空間布局上，要考慮到一些就業在城區，但收入並沒有那麼高的群體。尤其是消費型服務業領域，如餐飲、外賣快遞、家政服務員和超市的工作人員等等。這就需要在中心城區也適當地布局公租房。不能因為中心城區地價很貴，所以在中心城區開發商品房，而把公租房都布局在郊區，甚至外圍的一些地帶。這可能會導致中心城區的住房供不應求，而較偏遠的地方公租房閑置的現象。實際上，在我們一些大城市的發展中，已經出現了這種我稱之為“空間不匹配”的情況。
其次，公租房的需求主體，主要來自於相對低收入的群體，這其中很有可能就包含了一些外來人口。那麼，如何讓公租房，以低收入為標準，覆蓋到外來人口，而不完全按照戶籍身份來提供，這是要不斷地突破的。我們實際上也在突破。但當前更多地是按照行業或者重點企業來進行提供。未來是否可能逐漸過渡到以收入和就業為實施標準，讓家政服務員，外賣小哥等群體（特別是靈活就業者），也能納入住房保障體系。
公共服務的提供，也要逐漸適應常住人口的數量結構和空間布局。一是目前沒有與戶籍等掛鈎的公共服務，如文化體育設施、公共衛生等，這部分比較容易解決，主要是要適應常住人口的增長，而提供增量的公共服務。二是與戶籍掛鈎的，如教育、公租房/廉租房等。這部分主要還是要去適應總人口的增長，逐漸地把公共服務的提供與常住人口掛鈎，而不是根據戶籍掛鈎。三是與房子屬性掛鈎的一些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理想狀態下，長租租戶在享受公共服務方面，應該要能夠逐漸與購房者實現平等待遇。這一點目前仍然任重而道遠。
目前在國家層面，已經非常明確，要讓公共服務的提供按照常住人口來配置。但是還有很多細節，我們期待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化，能夠慢慢達到理想狀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