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可能產生的影響
文章分析，《芯片與科學法案》由兩部分組成，國內更多將目光投向芯片這一領域。但對中國可能產生更大和更深遠影響的可能是研究與創新部分。
美國的科技研究與創新領域長期在世界處於領跑位置。但美國自己感覺到中國無論是在研發經費投入、對世界新增研發經費的貢獻、專利申請數量、高被引論文等重要指標上發展迅猛，在迅速拉近與美國的差距。無論是美國行政機構還是立法機構，近年頗有些像龜兔賽跑中的兔子，早早地被驚醒，開啟了狂飈突進的模式：一方面積極打壓中國的科技發展，另一方面自己要設法跑得更快。《芯片與科學法案》，就是踐行拜登“讓美國跑得更快”承諾。毋庸置疑，持續加大對基礎教育、STEM教育的投入，再加上美國對國際人才吸引力的優勢，我們將面臨一個在科技領域發展得更快的美國，美國有很大可能在一些重要科技領域擴大對中國的優勢。
法案關於芯片製造業的內容，從近期來看，可能會吸引一些半導體企業加大對美國的投資。如英特爾已經宣布將在俄亥俄州建立一個耗資200億美元的新半導體製造廠。此外，美光科技宣布，將向存儲芯片製造投資400億美元，這對計算機和電子設備至關重要，這將為建築和製造業創造多達4萬個新就業崗位。單是這項投資就將使未來十年美國存儲芯片生產的市場份額從不到2%上升到10%。全球領先的無晶圓廠半導體公司高通宣布計劃在未來五年內將美國的半導體產量提高50%。在外國企業投資方面，韓國SK集團宣布在美國進行新一輪高達220億美元的投資。這家韓國第二大企業集團擁有世界第二大內存芯片製造商SK海力士公司和SK創新公司。台積電等東亞地區的其他企業，不排除會去分享《芯片與科學法案》的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法案中的“護欄”條款，更會讓一些半導體企業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總之，這一法案將逐漸改變目前半導體供應鏈格局，美國在一定時期內會在半導體供應鏈內占據更主動的位置。
但就美國自身而言，美國政府政策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這個被拜登稱作“一個世代才有一次的投資”體現的是美國民主黨的施政原則和方針，即利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推動某一產業發展。這與美國人更熟悉的市場路徑並不匹配，能產生怎樣的效果令人存疑。桑德斯為首的左派認為這可能會造成唯利是圖的大財團和企業高管；保守派則擔心會損害美國的創新能力。傳統基金會研究員達斯汀•卡馬克就認為，由於該法案的部分內容將令投資者在國內外“遵循”政府計劃好的融資路徑，因此法案可能會有損美國的創新能力，認為“美國應該進一步審查政府施加的、阻礙美國公司競爭的障礙，而不是給予特定行業補貼。”
此外，還有一個包括美國和境外半導體企業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是，在美國的企業運營成本問題。倡導美國產業回流的非盈利組織“回岸倡議”(Reshoring Initiative)的創始人的莫澤說，美國企業運營成本太高，僅憑這部法案無法根本改變芯片製造業漸趨不振的局面。“該法案肯定解決不了問題。”他說，“問題不在於我們不製造芯片，問題是美國的製造成本比中國、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高出30%或40%。”同時，半導體企業也需要考慮，將來在美國投產的芯片賣給誰的問題。芯片最大的市場在中國，2021年中國進口的芯片已經超過4000億美元，將工廠靠近市場同樣是企業的優先選擇。
中國如何應對？
文章認為，面對拜登政府咄咄逼人的科技競爭壓力，中國需要冷靜思考與應對。尤其是要認識到，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絕不是一場短期可見分曉的競爭，很有可能是一場百年馬拉松，雙方比拼的是耐力與韌性，比拼的是持久的創新能力。從長遠來看，中國需要持續完善自身的科技創新體制和發展戰略，以更加優化的科技創新體系迎接這場百年馬拉松。
首先，牢固樹立科技創新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核心地位。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中國將把科技創新作為未來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地位。各級政府和相關政府部門尚需深刻領會與理解這一精神，並將其完全體現在相關政府部門的施政方針中，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其次，切實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倡的“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和科研人員，但這並不意味著創新都是企業家和科研人員的事，政府的科技政策對創新同樣能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科技創新主體在企業，制度創新主體則在政府。從制度創新的角度看，“科技領域是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意味著制度創新的腳步永遠不能停歇。制度創新需要以問題為導向，以需求為牽引，在創新主體、創新基礎、創新資源、創新環境等方面持續用力，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優化和強化技術創新體系頂層設計，明確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創新主體在創新鏈不同環節的功能定位，激發各類主體創新激情和活力；要加快轉變政府科技管理職能，發揮好組織優勢；精準化的科技服務和支持要成為制度創新的核心目標。
第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並結合中國的國情，在“雙一流高校”和高科技技術企業相對集中的地區建設類似美國加州“矽穀”、得州奧斯汀“矽丘”之類的科技創新中心；推動大科學計劃、大科學工程、大科學中心、國際科技創新基地的統籌布局和優化。
第四，堅定不移地走國際合作的科技創新道路。國際學術界的頂級期刊《自然》的一份報告顯示，即使在歐美國家，將近50%的一流科學研究來自於國際合作。可見，國際合作是促進科技發展與創新的重要推動力。儘管目前美國國內對中美科技及學術交流設置了越來越多的障礙，美國的科技創新同樣依賴於國際合作，包括大量中國留學生的貢獻。所以，與美國高校或研究機構依然有一定的合作和交流空間，中方應不放棄任何機會。相對美國，歐洲國家對華科技與學術交流限制相對較少，未來國際合作的重點應適當向歐洲教育發達國家傾斜。
第五，制定中國版的STEM教育與研究發展戰略。STEM四大學科門類是奠定創新大國地位的重要基礎，我們不僅要“摸著美國的石頭過河”，還要結合中國國情，制定中國STEM教育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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