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2日電／經濟日報近日刊發題為《把握防風險的認識論方法論》的文章，全文如下：
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防風險”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複提及的高頻詞，每每與“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等重大經濟社會發展議題并論，處於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五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之一，體現出我們黨對內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與發展大勢的敏銳洞察，也為全黨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列出了重要的必修課。
新時代新階段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一個新的課題
立足新發展階段，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一個全新問題。這既源自發展階段、環境、條件、目標等新情況，又表現為風險本身的變化、演進、傳染、蔓延等新特征，還體現為對風險防範、化解、阻斷、止損各項工作的新要求。我們必須適應新發展階段的新情況新特征新要求，也必然要面對全新的風險與挑戰，以新戰略來解決新矛盾。
所謂“新”，最直接的表現是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相應地，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處在新的歷史轉折點，發展中國家參與治理的意願和能力不斷提升，全球治理多極化趨勢明顯。變革之中衝突加劇，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許多國家內顧傾向明顯，甚至重拾冷戰思維。世紀疫情又加速了這一進程，全球生產和貿易面臨變局，金融和宏觀經濟治理進入未知領域，經濟領域的競爭延伸至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各領域，戰爭、能源危機等極端風險逐步從隱性走向顯性，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必須清醒意識到，過去幾十年總體上看“順風順水”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在新發展階段，我們不但要破除自身發展進程中的各種“攔路虎”，還要全力應對有可能“逆風逆水”的一段航程，必然會面對全新的風險與挑戰。
所謂“新”，最大的變量是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影響世界。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其發展速度之快、輻射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科學技術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面對科技革命引發的變革契機，抓住了就是機遇，抓不住就是挑戰；面對科技進步帶來的質的突破，用好了就能催生新的發展動能，用不好就可能為未知風險的累積和蔓延提供“溫床”。比如，金融科技的深入應用顯著提升了金融服務能力，但如何有效防範金融科技形成的新風險、如何把握使用新科技的範圍和程度，仍然是業界爭論的焦點。可見，任何時候我們都要堅持“兩分法”，不能無視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也必須對那些撲面而來的未知風險保持警惕。
所謂“新”，最顯著的特征是風險的系統化、全球化蔓延態勢凸顯。縱觀新世紀以來，點上風險系統化、局部危機全球化的態勢愈發明顯。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新冠肺炎疫情，風險蔓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跨度之大、叠加效應之強、破壞性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特別是疫情席卷了整個人類世界，對社會治理、生產組織、利益分配、政治格局、創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論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些新情況新趨勢，都要求我們以全新的視角審慎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
簡言之，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和把握這個“新”，就難以深刻理解新時代新階段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性必要性緊迫性，難以在不穩定性持續增加的世界中謀求穩定的發展，難以在紛繁複雜的環境中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綫，難以高質量制定政策、高水平執行政策，甚至有可能在防範化解風險過程中制造出新的風險。
消除模糊認識，處理好重大平衡關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經濟社會發展大勢，科學研判發展機遇與挑戰，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把“防風險”擺在治國理政重要位置，正是預見到了重大風險對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力和破壞力。
黨中央強調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對統籌發展和安全認知模糊問題，特別是對“統籌”方法論的認識不足。這可能造成政策出台上的“擠碰頭”、執行上的紊亂和不到位，也可能出現因短期暫時波動而影響長期戰略實施等現象。比如，對已經識別出的風險，雖然采取有效措施解決了表面上的“易爆點”，但形成風險的深層次矛盾未能徹底解決，新的風險點就會層出不窮；對一些已經暴露的風險點的成因、特征和演化趨勢認識不清、把握不准，做不到見微知著、一葉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的後果；對一些風險的關聯性認識不深，目光只停留一時一域，缺乏大局意識、系統觀念，在操作上容易引發次生風險……這些問題不解決，風險勢必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蘆浮起瓢”，工作上缺乏整體性、連續性、穩定性，疲於奔命四處救火卻抓不到根子。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更好把握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認識論方法論，并以此指導實踐。
——明確價值原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我們黨的根本立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而是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特別是在面對重大風險挑戰時、處於作出重大抉擇的緊要關頭，如何考量短期風險與長期風險？如何平衡不同群體的切身利益？如何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只要堅持從這個價值原點出發，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確決策，確定最優路徑，并依靠人民戰勝一切艱難險阻。
——厘清邏輯框架。“統籌發展和安全”，必須始終置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來把握。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個發展是安全發展、高質量發展，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持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從長期看，發展和安全是辯證統一的，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就是最大的安全。這就要求我們超越一般經濟學的視角，從政治經濟學層面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既要善於運用發展成果夯實國家安全的實力基礎，又要善於塑造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環境。這是我們在應對風險挑戰的豐富實踐中形成的深刻認識，也是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必然邏輯。
明確了價值原點，厘清了邏輯框架，還要認識和處理好一些重大平衡關系。
例如，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完全依靠政府力量，會損失資源配置效率，喪失經濟活力，出現政府失靈；完全依靠市場力量，會催生過度壟斷，排斥公共利益，引發兩極分化，出現市場失靈。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權衡，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爭論貫穿百年、經久不衰。西方國家認識這一重大關系的“鐘擺”在政府與市場兩端反複搖擺，一朝碰壁出現重大風險和危機，就會“擺蕩”回另一端。
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提出“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有效彌補了西方對政府與市場關系在認識上的缺陷，也為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認識論提供了重大理論指引。當前人們高度關注的經濟結構失衡、地方債務高企、各領域政策“擠碰頭”等，從根子上梳理，都源於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都是因為“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發力不到位。必須要既遵循市場規律、善用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又要讓政府勇擔責任、幹好自己該幹的事，揚長避短、有機結合，作用都能得到有效發揮，才能在穩定的經濟增長中不斷化解前期風險、不累積新的風險，也更有餘地餘力應對突如其來的極端情況。
再如，正確處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無論是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還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追根溯源，都起因於實體經濟的內部結構失衡、外部競爭力下降，是實體經濟扭曲體現到金融領域的危機大爆發。
不同國家對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認識是不同的。有專家分析說，有的國家認為金融可以獨立運行，特別是美國的華爾街人士，更強調金融自身的特性，認為在金融市場掙到了錢，這個錢就是“真”的，不考慮其背後是否有實體經濟的財富創造。有的國家在出現過度投機造成泡沫以致泡沫破裂時，才會關注二者關系，但很快就“好了傷疤忘了疼”。還有的國家在實踐中形成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互動，但在理論認識層面卻缺乏總結和提升。我國一向高度重視處理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在國內政策上，我們強調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這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比如，中國人民銀行就研究推出了社會融資規模這一統計指標，力爭反映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數量和程度。
百年來的各種局部或者全球性經濟危機無不表明，把握住了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就把握住了經濟可持續發展、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關鍵。對於當前我們重點關注的風險點如金融領域資金空轉問題、市場主體高負債問題等，既要從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角度去認識，也要通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舉措去化解。
用好一系列規律性認識
道理千萬，關鍵要以實踐檢驗成效、在實踐中深化認識。
黨的十九大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置於三大攻堅戰之首，不回避矛盾，不掩蓋問題，從壞處准備，爭取最好的結果。幾年來，一系列務實舉措有力維護了經濟大局穩定。特別是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綫，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加大逆周期調節贏得了空間。
宏觀上，我們有效遏制宏觀杠杆率過快上升的勢頭，2017年至2019年宏觀杠杆率總體穩定在250％左右；微觀上，妥善處置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風險事件，有序處置各類高風險機構，有效避免了點上的風險系統化蔓延；制度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制度建設持續加碼，不斷健全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
特別是在風險易發高發的重點領域，我們持續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下大力氣改善金融脫實向虛、資金空轉等情況。清理整頓金融秩序，在營P2P網貸機構全部停業，非法集資、跨境賭博及地下錢莊等違法違規金融活動得到有力遏制；優化政府債務管理，調整地方債務發行進度，降低債務成本……截至2019年末，風險較高的狹義影子銀行規模降至39．14萬億元，較歷史峰值縮減了12萬億元。
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實現新突破，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上年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經濟規模達到114．4萬億元，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達12551美元，超過世界人均GDP水平；實體經濟發展向好，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9．8％，占GDP的比重為27．4％，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穩居世界首位；國際影響力繼續擴大，我國貨物貿易額、外匯儲備均居世界首位，服務貿易、對外投資、消費市場規模穩居世界前列。可以說，取得如此亮麗的發展成績，著力防範化解各類風險的持續努力功不可沒。
但也要看到，世界經濟複蘇乏力，世紀疫情衝擊劇烈，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日子都不好過。以前被掩蓋的傳統結構性問題有可能急劇惡化，原本蟄伏的風險有可能在短期內集中顯現。對此，必須堅持科學決策和創造性應對，在風險處置上既要果斷出手又要精准拆彈，重點是用好在實踐中獲得的一系列規律性認識：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在重大歷史關頭、重大考驗面前，黨中央的判斷力、決策力、行動力具有決定性作用。越是面對風險挑戰，就越要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就越要步調一致向前進、沉著應對，這是我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證。
——堅持底綫思維。即使處於發展的順境，也要居安思危，增強對風險的預判，深入理解市場心態，關注市場曲綫動向。特別是要在完善風險預警預判機制上下功夫，強化日常風險監測與評估，做好各類風險處置預案。
——堅持系統觀念。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分出輕重緩急，先立後破、穩扎穩打，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避免因一些政策調整過快過猛而打擊預期，非經濟領域的政策出台亦需充分考量其對經濟領域的影響。既要防止不同領域政策“擠碰頭”造成的“合成謬誤”，又要防止將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持久戰打成突擊戰造成的“分解謬誤”，還要防止在處置其他領域風險過程中引發次生風險蔓延至經濟金融領域。
——在發展中防範化解風險。要在動態發展中把握穩增長與防風險的有效平衡，確保經濟金融穩定的同時持續鞏固經濟恢複向好勢頭，以經濟高質量發展防範化解風險。既不能只顧往前衝不看腳下路，也不能以發展停滯為代價解決風險問題，造成經濟發展失速的嚴重後果，甚至錯失發展良機。
——強化執行精准性。力爭使處置風險的每一步都踩在點子上、抓到要害處，將波及面和破壞力降到最低。對威脅金融穩定的重點領域風險，要精准拆彈，絕不能讓風險傳染蔓延；對於暴露明顯、短期化解會有陣痛但不會對全局傷筋動骨的，要果斷出手，長痛不如短痛；對可能持續存在的潛在風險，要主動化解，實現“慢撒氣、軟著陸”；對於體制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要堅持以改革彌補監管短板。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總的來看，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需要充足的資源。這個“資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學理論，強大穩固的實體經濟“基本盤”，結構優化、運轉健康的金融體系，富餘的回旋餘地以及豐富的政策“工具箱”。歸根結底，要廓清思想認識迷霧，在紛繁複雜的情況中牢牢把握主動權，提升防範化解風險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來，我們要進一步用好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持續積澱破解難題和化解風險的智慧，繼續按照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准拆彈的基本方針，抓好風險處置工作，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