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探索在前，總結提煉在後。作為一部面向全黨的基礎性黨內法規，問責條例突出重點，著力解決管黨治黨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實踐中，黨中央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後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案、湖南衡陽和四川南充拉票賄選案等嚴肅問責。
問責條例充分吸納實踐成果，實現了黨內法規建設的與時俱進——聚焦政治責任，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開展問責；把責任壓給各級黨組織，分解到組織、宣傳、統戰、政法等黨的工作機關，層層傳導壓力，釋放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不貪大求全、不面面俱到，突出針對性和實效性，問責工作有效推動了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履職盡責，夯實了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法規制度建設祗有進行時。黨的十九大以來，形勢任務的發展、問責理論與實踐探索的進一步深化，要求不斷完善問責制度。
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全會著眼新時代新使命，就推進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作出一系列戰略部署，新的形勢任務要求進一步強化黨的問責工作，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強化政治擔當，把既定的行動綱領、戰略目標、工作藍圖變為現實。
同時，問責條例實施過程中也存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如有的地方和部門先決定後調查，為盡快平息輿論和應付上級草率問責，搞“問責不過夜”“一人拍板”式問責，濫用“一票否決”，出了問題讓下級“背鍋”，導致問責沒有問到“痛點”。這些問題影響了問責工作的實際效果，需要進一步規範和完善問責制度。
2019年8月25日，黨中央印發修訂後的問責條例。2016年問責條例共13條，修訂後的問責條例共27條，新增14條、修改12條，分為一般規定、問責情形、問責方式、問責程序、其他規定等5個部分，內容更加科學。此次修訂把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作為根本原則和首要任務，聚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堅持嚴字當頭，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問責不力、泛化簡單化等問題，完善制度機制，查堵偏差漏洞，著力提高黨的問責工作的政治性、精準性、實效性，督促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牢記初心使命、負責守責盡責，實現問責制度的與時俱進，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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