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0日電／創造性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科學把握發展規律和中國現階段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這一重要理論創新成果，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和需要關係的理論，其根本在於推動中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不僅是改善供給結構、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治本良方，也是培育增長新動力、形成先發優勢、實現創新引領發展的必然要求。
經濟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最早出現於2015年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當時，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正進入到一個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速持續回落且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這些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背離，已無法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加以解釋。
文章認為,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的出現，表面上看是速度問題，根子上則是結構問題，要解決供需這種結構性的錯位，就必須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通過加大投資、鼓勵消費、擴大出口等方式擴大需求，繼而拉動經濟增長。從經濟學上看，這是屬於最常見的需求側管理。當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矛盾已不在需求側，特別是供需關係出現結構性錯位時，就必須及時從生產端、供給側入手，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實現從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文章介紹,暢通產業鏈供應鏈、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機制、改革制度供給……近7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到各個重點行業和領域，從最初的去產能、去杠杆、去庫存、補短板、降成本，到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再到進一步加大“破、立、降”力度，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超預期的成效和進展——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聚焦全力推動現代農業建設，扎實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培育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形成了農業產能提升、農村加快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良好格局；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發力資本市場改革，基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實現核准制向註冊制的跨越，試點註冊制穩步推進，發行市場化程度、審核註冊效率和可預期性大幅提升，交易、退市等關鍵制度得到體系化改善，改革與市場預期形成同頻共振；
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為目標，實施了以完善產權制度和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一批標誌性、關鍵性重大改革，依法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基本形成了現代產權制度和產權保護法律框架，有效增強了市場主體活力和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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