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特徵
文章分析，中國減稅降費歷程主要呈現以下三方面特徵。
第一，減稅聚焦增值稅和所得稅，總體稅基減小。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作為中國三大主體稅種，其政策變化時刻影響市場主體的生產、轉型以及人民群眾的獲得感。稅基是計稅依據之一，在稅率未變情況下，擴大稅基會增加稅額，縮小稅基會減少稅額。通過減稅，計稅依據範圍收窄，稅額呈現總體減少態勢。具體來看，在增值稅方面，稅基變化表現在起徵點提高、進項稅整體抵扣範圍拓寬以及設置免稅項目。在所得稅方面，稅基變化主要是應納稅所得額上限提高、免征額標準提高、設置免稅以及扣除項目。
第二，簡並稅率檔次，降低稅率水平。稅率結構的簡化優化貫穿減稅降費全流程。在增值稅方面，稅率改革以“快降高檔、緩降中檔、維持低檔”為主要思路，將四檔稅率簡並為三檔稅率，並以兩檔稅率為目標。在個人所得稅方面，以“降稅率、擴級距”為主。一方面，不斷縮小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的稅率差距，兼顧效率與公平，對綜合所得稅率以及經營所得稅率進行優化。另一方面，擴大級距，更加注重稅負公平，主要包括拉長三檔低稅率級距、縮短中間稅率級距，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負。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優惠政策呈現出以產業傾斜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特徵。利用稅率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對於需要重點扶持的行業，實行免征、減半徵收等優惠，並從法律層面加以明確，保證政策的規範性、有效性。對設在西部地區的鼓勵類產業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並可根據地方差異，動態調整不同地區具體優惠政策。
第三，減稅與降費並重，確保普惠性。一方面逐步推進費改稅，發揮稅收杠杆作用引導市場主體行為。費改稅是在清理整頓部分不合理政府收費的基礎上，用稅收籌集替代行政收費。稅收具有內在穩定器的功能，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而收費旨在抵消政府成本，一般用於特定用途和特定服務。費改稅包括取消收費和規範收稅兩步。首先是清理整頓收費項目，將行政收費費率降為零，取締地方違規設立的收費基金項目，按照“清費立稅”原則，規範稅費關係，減輕企業不合理負擔。其次是設計合理的稅收規則。例如，資源稅實施從價計征改革，以銷售額作為計稅依據，使資源稅收入與產品價格掛鈎，緩解資源產品高價格與資源稅低稅額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擴大降費受惠範圍。為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中國連續取消、停征、免征多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呈現出降費政策數量多、力度大、覆蓋範圍廣的特點。2011年至今，中央層面已經累計取消、停征、減免超過500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涉及農林牧漁業、製造業、金融業等國民經濟重要行業。2013年以來，降費每年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超過1000億元，減負效果明顯。
實踐意義
文章認為，減稅降費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稅收政策，是中國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減輕市場主體負擔、穩定市場預期的重要政策手段，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撐，對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深遠意義。
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減稅降費有助於在生產、交換環節“做大蛋糕”，有利於促進商品要素資源更加暢通流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進一步鞏固和擴展市場資源優勢、建設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一方面，減稅降費能夠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業有更多資金投入擴大再生產，有助於投資乘數效應的發揮，形成良性循環。尤其是針對數量大、分布廣的中小微企業出台大力度的減免稅和延緩徵稅舉措，有助於緩解其資金短缺、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另一方面，減稅降費通過改變商品相對價格影響部分領域成本利潤，鼓勵企業更加重視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創新驅動發展提高企業效益，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而使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減稅降費有助於在分配環節“分好蛋糕”，實現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利用稅收再分配功能，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減輕中低收入人群稅負壓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撬動消費增長。針對不同家庭具體情況，實施更加精準的政策措施，增加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及時有效回應群眾關切。通過對政府收入做“減法”，換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加法”和社會消費的“乘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鋪就共同富裕之路。
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減稅降費政策有助於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中央與地方的稅權劃分以及逆周期調節與跨周期調節的關係。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減稅與退稅並舉，退稅資金直達企業，有助於營造要素資源自由流動、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減少稅收對市場機制的干擾和扭曲。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繼續保持增值稅中央與地方稅收劃分“五五分享”比例不變，後移消費稅徵收環節並穩步下劃地方，拓展地方收入來源。通過稅費調整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短期性稅費緩繳和長期性減稅降費有機結合強化逆周期與跨周期宏觀調控作用，熨平經濟波動，保持市場預期基本穩定，實現穩增長與防風險長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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