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政府看來，價值觀不僅是緩解美國分裂的“藥方”，也是美國團結盟友和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工具。在國內，拜登政府試圖用修復民主的方式來彌合國內嚴重的極化現象。正如《戰略》指出“民主是我們的核心……我們期待更多的民主來開闢前進的道路，審視和彌補我們自身的缺點”。拜登政府試圖通過“投資民主”的方式重塑憲法規範，緩解種族矛盾，防止選舉干預，在民主的旗幟下實現各方和解。其次，拜登政府企圖利用價值觀來領導和團結盟友，使盟友主動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與特朗普以貿易戰、脅迫退群等強硬手段“恐嚇”盟友相比，拜登政府試圖塑造價值觀層面上的“敵對他者”來推動盟友主動承擔防務責任，并同樣利用該手段強化美國與盟友在抗疫、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的合作，從而提升民主國家陣營內部的相互依賴和協作水平。⑨最後，拜登企圖利用價值觀議題挑撥中國與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推動構建以遏華為目的的價值觀同盟。在《戰略》中，拜登試圖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塑造為“民主—專制”之間的兩極對抗，促使盟友與美國一道重塑技術、網絡安全和經濟貿易領域的國際規則，構築遏華包圍圈。比如，在涉疆議題上，拜登通過污衊和炒作新疆所謂“強迫勞動”等人權議題，鼓動歐洲盟友在貿易問題上對華發難，使《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被擱置。
三、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延續性
儘管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較前任有所調整，但其“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內病外治”的危機轉嫁策略、“以實力求安全”的戰略思維并未改變。
首先，“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沒有變。美國人對美式民主的自信、對“上帝選民”的執著、對商業利益的追求，使“美國領導世界”始終是二戰後美國對外戰略的根本目標。在約瑟夫·奈看來，美國注定領導世界不僅是因為美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硬實力優勢，更是源於美國在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軟實力”方面的強大引力。⑩由此可見，“美國領導世界”不僅集中在軍事和經濟方面，也體現在意識形態領域，這三者構成了“美國領導世界”的三大支柱——安全、繁榮與自由。即便是明顯帶有孤立主義傾向的特朗普政府也反復強調“美國領導世界”的戰略目標，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共40餘次提及美國領導的重要性，強調“美國的復興和美國領導的再現推動了世界發展”。⑪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同樣強調“美國領導世界”的必要性。如《戰略》所述：“在世界各地，對美國領導力的需求與以往一樣強烈，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能以實力和目標來進行領導。”在具體領域方面，《戰略》強調美國在價值觀引領、經貿機制、軍事實力等各個方面的領導地位。此外，拜登在《戰略》中構想的基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聯盟絕非平等的聯盟，而是以美國為中心、按與美國關係親疏遠近排列的等級式聯盟。在這個聯盟中，美國處於絕對領導地位，美國與其盟國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
其次，“內病外治”的危機轉嫁策略沒有變。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美國人的特質。反映在對外戰略方面，每當國內矛盾尖銳或面臨外部挑戰時，美國便會通過樹立“對手”、誇大“對手”威脅的方式來實現美國內部團結。冷戰期間，美國將蘇聯作為遏制對象，傾向於誇大蘇聯威脅的嚴重性和其意圖的侵略性。比如，在1957年蘇聯洲際彈道導彈試驗成功後，美國國內出現了對美蘇“導彈差距”的擔憂和恐慌，要求艾森豪威爾政府采取措施彌補美蘇“導彈差距”的呼聲不絕於耳。⑫近年來，美國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分裂現象愈演愈烈，甚至一度超出美國現有政治體制的承受範疇。為了彌合國內分裂，特朗普政府把美國國內問題產生的原因歸咎於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外來移民和經濟全球化，通過關稅戰、限制投資和技術封鎖等手段打壓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采取“禁穆令”、收緊簽證等措施限制外來移民，是典型的“內病外治”策略。⑬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同樣秉持“內病外治”策略。在《戰略》中，拜登對於美國國內存在的政治極化、貧富分化等問題輕描淡寫，并將國內問題歸結於以中國為代表的“異己”國家對國際秩序的衝擊，稱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能力又有意圖挑戰美國地位的國家，企圖通過構築聯盟、投資國內、增強軍備等方式挑起地緣政治競爭。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試圖將中國塑造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其手法就是要從外部樹立一個靶子，以達到其凝聚國內共識、重振美國實力的目的。
最後，以“實力求安全”的戰略思維沒有變。對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推崇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特徵。冷戰期間，從杜魯門的“遏制戰略”、艾森豪威爾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再到肯尼迪、約翰遜的“靈活反應戰略”，里根的“新靈活反應戰略”，維持軍事優勢和實力地位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基石。由此，美國不斷擴充軍備，以確保其對蘇軍事優勢，最終成為一個徹頭徹尾、貨真價實的軍事帝國。⑭2021年，美國的軍費開支為8010億美元，比排名世界第2至第10位的9國軍費開支的總和還要多。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打出“以實力求和平”的旗號，通過擴大部隊規模、提高戰備狀態以確保美國的最終勝利。俄烏衝突較大程度上塑造了拜登政府的安全觀念，與《臨時指南》相比，《戰略》更為強調軍事實力的作用，其中的“投資我們的實力”便是特朗普“以實力求和平”的翻版。在《戰略》中，拜登提出“綜合威懾”的概念，強調“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是美國在威懾和衝突中獲勝的基礎，美國在必要時將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來捍衛其國家利益”。“以實力求和平”的觀念同樣體現在拜登政府的《國防戰略報告》和《核態勢審議報告》中，拜登政府進一步詳述了“綜合威懾”的方式與手段，并提出通過大力加強核武庫建設、保持軍事技術優勢、持續強化聯盟戰略等方式來確保美國對於地緣競爭對手的實力地位。
四、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衝擊中美關係
在拜登當選總統後，中國部分人士對美國政府回歸理性、改善中美關係抱有些許期望。但自拜登執政以來，美國不僅沒有放鬆在經貿領域的對華高壓政策，反而加緊在地緣政治、科技創新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對華圍堵，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從貿易向產業、科技和金融等領域蔓延。伴隨以聚焦“中國挑戰”為底色的《戰略》的出台和實施，未來中美關係的前景不容樂觀。
首先，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侵蝕中美關係的合作基礎。《戰略》將中國視為“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迫在眉睫的挑戰”，指責中國利用經濟實力和對外投資“脅迫”他國，并使用“民主—專制”這一極具意識形態對抗的詞彙來定位中美關係。拜登政府刻意強調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差異，進一步延續并固化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競爭戰略，擠壓了中美兩國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議題上進行合作的空間。比如，儘管《戰略》承認中美在應對全球“共同挑戰”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表示願意就氣候變化、傳染病威脅、防擴散、全球糧食危機等議題與中國合作。但《戰略》同時強調美國不會以“背離原則”為代價尋求與中國合作，不會因需要中國而在大國競爭問題上向中國讓步，抨擊中國企圖將不相關議題作為合作的先決條件。這表明拜登政府自執政以來依舊未能解決對華競爭與合作之間的矛盾：美國一方面竭力圍堵和打壓中國，危害中國核心利益，強調從外部塑造中國崛起的環境；另一方面又霸道地要求中方與美國合作，還不斷指責中國。美國的這種霸權心態暴露無遺。拜登政府將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主基調，為中美在全球、地區和雙邊議題上的合作設置障礙，侵蝕了中美關係的合作基礎。
其次，加速中美在關鍵領域的脫鈎。《戰略》認為美國的優先事項之一是重塑技術、網絡空間和經貿領域的國際規則，旨在關涉中美競爭走向的關鍵領域建立排除中國的封閉式聯盟，切斷中國利用國際資源壯大自身的渠道，盡可能延緩中國發展的步伐，以確保美國對華競爭優勢。在技術領域，拜登政府在加強國內科技研發投入的同時，實施“小院高墻”策略、構建“民主科技聯盟”、爭奪全球科研人才等多條“戰綫”對華進行統合性壓制，加速中美科技脫鈎進程。⑮以半導體技術為例，伴隨《芯片與科學法》的生效和深入實施，美國商務部不斷強化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政策，重點收緊對華出口芯片技術、原材料、設備、產品以及服務的限制，并推動建立與半導體機制相關的域外投資監管機制，這些措施加速中美在半導體技術領域的脫鈎進程。在經貿領域，美國打造和推進“印太經濟框架”，試圖以此為基礎建立所謂韌性供應鏈體系、打造排華遏華的供應鏈聯盟、削弱中國在亞太經濟中的地位。⑯通過強化與印太地區國家的經貿往來和供應鏈合作，美國將加速與中國在產業和貿易領域的脫鈎進程。
最後，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對抗。在《戰略》中，拜登政府提出通過構築聯盟和增強軍事威懾來確保美國的軍事優勢，最終達到“競贏”中國的戰略目標，這將不可避免地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矛盾。在構築聯盟方面，除了穩固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的雙邊同盟關係之外，美國竭力強化以“五眼聯盟”“印太四方”和“奧庫斯”為核心的遏華安全機制，推動北約盟友對印太事務的介入。在增強威懾方面，美國提出“綜合威懾”的概念，力圖實現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整合、跨地區整合、跨部門整合、跨衝突範疇整合、跨盟友和夥伴關係整合，以達到成功威懾中國的目的。儘管拜登政府在《戰略》中強調美國將負責任地管控中美戰略競爭，通過加強危機溝通、風險管控升級等方式尋求中美戰略穩定，但美國的上述做法無疑將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強化中國的戰略疑慮，加劇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安全困境。
註釋：
①TheWhiteHouse,Th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ctober12,2022,p.6,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②周方銀、何佩珊：《國際規則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變國際規則》，《當代亞太》，2020年第2期，第17-37頁。
③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December2017,p.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④楊衛東：《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自由國際主義大戰略的調整》，《美國研究》，2021年第3期，第95-97頁。
⑤宮小飛：《美國對叙利亞戰略的漂流及其地緣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0年第6期，第79頁。
⑥TheWhiteHouse,2022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ctober12,2022,p.11.
⑦劉國柱：《複合型模塊化聯盟：拜登政府應對大國競爭的聯盟戰略》，《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第39-43頁。
⑧張景全、羅華婷：《拜登政府對華圍堵複合聯盟戰略及中國應對》，《東北亞論壇》，2022年第6期，第37-42頁。
⑨葉成城、王浩：《拜登政府價值觀聯盟戰略初探》，《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9期，第12頁。
⑩約瑟夫·奈：《美國注定領導世界？》，劉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⑪TheWhiteHous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December2017,p.Ⅱ.
⑫約翰·肯尼迪是“導彈差距”的鼓吹者之一，但他在入主白宮後發現，所謂的“導彈差距”并不存在，美國的洲際導彈數量和進攻能力在蘇聯之上，蘇聯并不具備成功突襲美國的能力。參見：侯銳：《肯尼迪與美國洲際導彈發展研究》，《史學集刊》，2006年5月，第91-96頁。
⑬宮小飛、畢朝輝：《“雙向運動”與美國政治和社會分裂的經濟根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2年第1期，第51頁。
⑭石斌：《美國“黷武主義”探源》，《外交評論》，2014年第4期，第82頁。
⑮趙明昊：《統合性壓制：美國對華科技競爭新態勢論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9期，第1頁。
⑯杜蘭：《“印太經濟框架”的動向及其對華影響》，《當代美國評論》，2022年第3期，第95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2月號，總第3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