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根在《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20世紀初的世界地位》一書中說，從清教徒時代開始，美國就不是“山巔之城”，而是一個“擴張的引擎”，“甚至在美國誕生之前，美國人就認為他們注定要成為全球領袖”。
數百年來，伴隨著美國的一步步崛起、擴張、稱霸，“美國例外論”深度融入美國的文化基因，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邏輯起點”，為其侵略擴張、稱霸世界披上了一件自認為“合理”的外衣。
美國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曾在《外交政策》雜志撰文說，“美國例外論”基於這樣一種信念——美國是一個獨特的有道德的國家……但冷靜地看一看歷史記錄，就會發現大多數關於美國“道德優越”的說法都是假的。
自獨立建國以來，美國在領土、勢力上的擴張欲望從未停歇。從建國之初東部沿海13個殖民地的約80萬平方公裡，到現在的約937萬平方公裡，通過不斷的戰爭、威逼、欺騙等手段，美國領土足足擴張了10倍多。對此，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直言不諱地稱，美國的擴張就是“上帝賦予這個國家必然的道德使命”。
美國把美式價值觀鼓吹為“普世價值”，熱衷於輸出意識形態。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倚仗自身霸權，更加肆意地幹涉他國內政，強推所謂“民主改造”，甚至頻頻發動侵略戰爭，觸手所及，家國破敗、社會動蕩、民生凋敝。美國前陸軍上校勞倫斯·威爾克森指出，“美國例外論”意味著數百萬人的死亡、數百萬人的傷殘，以及數百萬人的流離失所。
美國以國內法淩駕於國際法之上，不斷玩弄雙重標准，動輒毀約退群：自己拒絕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卻指責他國違反公約；對各國人權事務指手畫腳，自己卻拒絕簽署多數人權條約；肆無忌憚地利用技術優勢監控各國，卻把“危害網絡安全”的帽子扣到他國頭上；自己放鬆監管釀成金融和經濟危機，卻把後果轉嫁給他國……
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在《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國例外主義》一書中指出，“美國例外論”認為美國與衆不同，擁有制定和打破國際游戲規則的固有權力，但這是一種“危險的幻想”，讓美國“變成了一個流氓國家”，將給美國自身和世界帶來危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