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3日電／潛力與壓力並存下，復甦，依然是2023年中國經濟的期盼。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明年經濟定下“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承前啟後的基調，同時提出“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明年經濟增長目標該如何設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財政赤字率如何設定？房地產市場會回暖嗎？如何繼續為小微企業紓困？何時可以走出經濟增速下行周期？
針對這些問題，澎湃新聞記者近日專訪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我特別看重的是在2023年大概率經濟往上走的背景下，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即先恢復向上，之後維護在合理區間。”賈康說。
對於2023年引導性增長目標，賈康給出了“同比6%或6%以上”的預期，他建議，應該更關注兩年復合增長率，即使2023年能達到7%，2022和2023兩年的復合年均增長率也祗有5%稍高。“‘十四五’如果要爭取在5.5%-6%的增速區間，也就意味著再往後兩三年，要趁勢把年均可比速度往上抬得接近6%。”
關於2023年財政赤字率，賈康建議，可以提高到3%或以上，同時，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兩大維度要在總量與結構上優化綜合。
房地產行業，在賈康看來，回暖已是大方向，但回暖的過程一定是有“冰火兩重天”格局之下的差異性。
2023年的關鍵在於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
澎湃新聞：您近期多次強調，2023年是“關鍵的一年”，“關鍵”在哪裡？
賈康：“關鍵”這個詞，管理部門經常用，一般來說不是唯一的。
現在講2023年的關鍵意義，我特別看重的是在明年大概率經濟往上走的背景下，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即先恢復向上，之後維護在合理區間。
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總體發展態勢是一個下行過程，速度一降再降，在一開始的影響因素——階段轉換、新舊動能轉換上面，後來又陸續叠加了中美關係惡化、疫情衝擊、“三重壓力”這好幾層影響因素。
“三重壓力”不單是疫情和外部的影響，也包括主觀方面的“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問題。這些因素在2022年最突出的表現是什麼？就是防疫抗疫過程中出現了非常明顯的矛盾、糾結。
但是11月以後，防疫政策有重大的調整，現在一般預計各個地方將有先有後經過一個政策調整後的疫情高峰期，一般認為1-3個月，全國各地將陸續“扛過”壓力期，如果不再出現新的毒株變異等問題，大概率明年一季度以後，整個經濟走勢會往上。
我很看重往上的走勢，因為這個“往上”不是一般的波動，看清楚前面幾個影響因素以後，這是可能帶有轉折意義的一個變化。轉到哪？還是要到中高速區間裡維護經濟合理區間運行的速度，這個速度一定要有對新的“兩步走”戰略目標的保證意義。對保證速度我們有測算，“十四五”開始到2035年的15年時間段內，應該要接近5%，才能保證中國經濟總量或人均GDP再翻一番。這當然不僅是經濟的問題，更是現代化全局戰略的意圖能不能夠如願實現的問題，它具有客觀的支撐因素，還要有我們主觀努力的因素，要合在一起。
我所強調的2023年帶有關鍵的意義，主要是看重這點：大概率經濟往上走了，能不能趁勢把經濟維護在合理區間，這對於整個現代化戰略實施中如願對接達到目標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
澎湃新聞：您指出，2023年的引導性增長目標可以在6%或6%以上，原因是什麼？
賈康：從2020年、2021年對比就能看得出來，2020年經過努力祗有2.3%的正增長，2021年復工復產上半年比較順利，下半年又出現“三重壓力”的問題，但全年同比還是有8.1%（編注：國家統計局最終核實增速為8.4%，比初步核算數提高0.3個百分點）的正增長，道理就在於上一年的基數很低。這一次2022年為差不多3%出頭的增長，又是一個低基數，而2023年經濟大概率是一季度以後往上走，所以明年的同比指標會很好看，一般認為達到6%不成問題。我覺得2023年兩會的引導性目標可以提6%或者6%以上，經過努力達到7%甚至8%也有可能。
更有可比性的速度量值，還是兩年復合在一起。2020年和2021年兩年增速復合在一起平均是5.2%，和2019年的6.1%速度相比，又下降了近一個點；如果2022年增長速度3%出頭的話，2023年假定能達到7%，兩年的復合平均增長率可能還超不過前面的5.2%，仍然不是理想的中高速狀態，不符合我們這15年的保證速度訴求。我有一個觀點：這15年間“十四五”的速度重心可能是最高的，“十五五”、“十六五”速度重心有可能往下落，對此要有思想準備，我們前面要爭取向經濟潛在增長率6%左右靠，“十四五”如果要爭取平均為5.5%-6%的增速區間，也就意味著剩下的兩三年，要趁勢把年均可比速度往上抬得接近6%，最好達到6%；“十五五”如果落到5.5%以下，希望不要擊穿5%；“十六五”如果落到5%以下，希望不要擊穿4.5%；這樣15年算總賬，保證速度就達到了。
澎湃新聞：2023年復甦的推動力是什麼？
賈康：直接看復甦，肯定還是與防疫抗疫“扛過”壓力期有直接關係。但是我們更要看重的，是能不能真正在改革深水區進一步通過制度創新帶出管理創新、科技創新，形成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這個進一步解放也要落到“全要素生產率”概念上，意味著升級發展。全要素概念更強調科技成果應用、制度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支撐因素，更多是強調所謂“索洛餘值”概念下不太容易測算清楚、但大家都知道肯定有重要作用的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變革的正面效應，是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
澎湃新聞：您覺得哪些領域會加快復甦？
賈康：現在看得很清楚，中央已經對房地產領域暖風頻吹，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到最近的“金融十六條”，也是投融資方面很實的支持。
數字經濟方面明確提出完成整改，推出一批“綠燈”投資案例，肯定是要鼓勵他們振作起來，繼續創新發展。
還有實體經濟怎樣升級發展，這裡面“專精特新”等會作為重點發力。“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可能不是一兩年的事，但肯定是國家要重點考慮的大事項。綠色低碳產業在升級發展裡也很重要。
與以上各個視角結合著就有新基建，新基建“七大領域”已都有名錄，都是我們進一步以有效投資擴大內需並拉動消費潛力釋放的驅動力。
當然，有效投資並不止這些行業，發展其實是要全面鋪開的，相關的各個行業還得具體分析。
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在總量擴張與優化結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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