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對未來五年到十年內中國的戰略形勢作出了判斷。一方面，中國的發展改變了世界的權力結構，所以會面臨一定的風險。從具體數據來看，185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東西方工業GDP占比各50%；1980年，西方國家工業GDP占比90%，非西方國家僅10%；但是到了2020年，東西方又回到了1850年各占一半的情況。未來，GDP結構可能還會繼續向有利於中印等東方國家的方向演變。GDP結構的改變背後其實是權力結構的改變，這對西方國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勢必會帶來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國已經進入全球化的中心，其影響世界市場的能力與日俱增，這為化解風險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中海安集團科研主席、BCEL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藺睿就經濟風險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首先，經濟形勢中具有普遍性的全球通脹是造成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俄烏衝突的負面影響以及新冠疫情的延續也是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其次，在能源與糧食價格波動方面，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都面臨價格暴漲的情況，能源與糧食供應鏈在各個環節與層面的波動幅度與速率的不平衡也引發社會不穩定的風險。在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著各評級機構標準不統一以及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維度與社會維度難以權衡等問題，這不僅提高了我國企業的合規成本，還產生了對中國企業和項目政治工具化與污名化操作的空間。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執行所長樓春豪以“急、難、險、重”四個字概括了南亞地區整體安全形勢。“急”是形勢急，南亞地區在地緣上極具重要性，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風險相互作用，導致該地區形勢緊迫。“難”是治理困境，南亞國家普遍面臨國家治理方面的難題。“險”即恐怖主義風險上升，這與美國的不負責任緊密相關。美國將大國競爭放在首要地位，在反恐問題上不僅偏離重心還將恐怖主義問題作為大國競爭的工具和手段，導致地區的恐怖主義形勢更加嚴峻，同時使中國面臨的恐怖主義襲擊風險上升。“重”指的是我國在南亞地區海外利益保護任務很重，一方面因為南亞地區對中國“一帶一路”推進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南亞地區面臨內外部以及政治經濟安全等各方面風險，使我國維護南亞地區海外利益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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