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青年中國史觀出現嚴重扭曲與變異
在歷史哲學的視野中，歷史的整體性首先在於歷史意識的整體性，也與作為人類認識的結果、歷史意義密不可分。通過教育傳遞本民族的歷史記憶,使民衆在正確的歷史認知中豐富對於民族共同體的想象,產生對於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是民族認同建構的重要路徑。⑧縱觀台灣“台獨”教育史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整體歷史的斷裂和缺口。
在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同心圓”教育觀的影響下，“中華民族史觀”讓位於“本土史觀”和“台灣史觀”，強行割斷中華民族的歷史血脈，很大程度上使台灣民衆的歷史認同構建呈現出矛盾而複雜的特殊形態，紊亂了其對於民族歷史的認知，并逐漸脫離中國歷史的內在聯繫。一方面導致台灣青年對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持續性斷裂,從最根本上阻斷了兩岸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情感記憶,繼而發展為對中華文化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的逐漸淡漠,“兩岸一中”的中國國家意識蛻變為“台灣主體意識”,為兩岸和平統一前景蒙上陰影。有島內輿論認為，當前全世界熱衷學習和研究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化與歷史，在全世界追逐華人商業與文化事業，通過熔鑄傳統與現代進而創造出無數動人的文創產業之際，島內“台獨”勢力卻忙著將政治黑手伸入校園，罔顧專業地以政治肆意淩駕教育；長此以往，將毀掉台灣青年的競爭價值，使他們衹能困守島內，失去世界競爭力，最終將造成台灣未來的人才浩劫。⑨然而這種歷史缺口因由少數當權者所利用和把持，使廣大台灣群衆埋沒於歷史真相之中，無疑反映了台灣問題日益複雜之形勢。甚至在社交網絡平台，不時發現一些台灣青年竟認為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在荷蘭、日本或在美國的現象，更值得我們深思。
（三）台灣青年中華民族意識與認同嚴重缺失
民族認同是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歷史結晶，具有很強的持久性與穩定性，兩岸之間文化交流在缺少民族認同的基礎上就等同於在未對傳統文化正確吸收與繼承的前提下空談文化。⑩兩岸文化本是一脈相承，可民進黨再度執政以後，沿襲李陳時期的“文化台獨”思維與政策，以“去中國化”為基礎，鼓吹“一邊一國”思想，蓄意剔除台灣青年一代骨子裡的國族基因，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排擠任何與中華相關或具有中國元素的標志或符號，不僅造成了台灣同胞意識形態的進一步“獨化”，更形成了一種民族認同感的缺失，重挫了台灣青年喪失基於中華文化的競爭優勢，給兩岸和平統一造成了嚴重阻礙。
在兩岸積極推動《柏楊版資治通鑒》出版時，柏楊的遺孀張香華卻斷然拒絕將柏楊著作《醜陋的中國人》摘文選入初中一年級的國文教材，并正式向兩岸出版商聲明：“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將永遠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張香華直言，不同意授權現在的教科書摘錄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一大原因，在於對現在台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的無法苟同，她指出：“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
張香華尤其痛指如今的國文、歷史教材，删減文言文，以“東亞史”觀點取代“中國史”，根本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教學策略，沒有中華文化的價值觀與認同前提，她認為收錄《醜陋的中國人》其心可議，擔心“利用其書名來辱華”。因此雖自2016年以來持續收到教科書的授權邀請，她一律拒絕。
三、台灣青年狹隘主義與反智主義萌發與蔓延
政治權力的介入對教育的影響至深，而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動其實是一種權力的強制和霸道形態。“台獨”分裂勢力利用教育與政治的互動關係，通過操縱教育的主導權，尤其是教科書的編撰權，藉“台獨教育”達成其思想、文化與政治等全盤“台獨”目的。從“同心圓史觀”到“台灣經典古文”，新課綱的反事實和反智主義叙述必強化台灣青年的認知消解。而此種叠加了政治權術的“台獨教育”不僅使得台灣的歷史教育深受其害，也同樣荼毒了台灣一代代青年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長期以來，台灣“獨派”深諳洗腦教育是宣揚“台獨”史觀最便捷的方式，不遺餘力地操縱“台獨教育”在島內橫行20餘年。這種肆意摻雜了“文化內涵”的“台獨”政治霸淩教育以漸進方式培植台灣青年“台獨建國”的文化基礎和心理基礎,嚴重誤導了部分台灣青年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統“獨”立場,破壞和摧毀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對於民進黨及執政當局來說,“反中、反共”是它的政治底色,從內到外謀求漸進分離是其階段性的任務,“謀獨”是它處心積慮的目標。如在台灣內部,民進黨當局通過行政組織改造、文化立法、教科書修改，基本完成了島內文化、社會、意識形態層面與大陸分裂的鋪墊性基礎工程。這些舉動無疑疏解了台灣青年的內心防範，沉迷於民進黨蓄謀的一場“意識戰”中，此間美、日等國與民進黨的縱橫捭闔迷惑了新生代尚未成熟的心智，導致社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表現，破壞兩岸和平發展與友善往來，陷於“西方價值”與“反共抗中”的窠臼中，造成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和淺薄的反智價值觀。
四、台灣青年出現嚴重的親日情結與錯誤的認知窠臼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當局施以高壓、多元、系統化的同化政策，對台灣宗教、風俗、公共衛生、教育、文化管控等方面進行了系列改革，強制建立起日本化的社會生活規範，并逐步將其與世代延遞結合在一起，最終使得台灣民衆生活“日本化”，甚至產生了畸形的“皇民化情結”。
在台灣光復之後，也不免出現歷史重蹈覆轍的事態。1994年李登輝發起的“教育改革”貫穿了“反共、反中、親日”三大主題，删除了兩岸早期歷史連接，淡化、忽略甚至扭曲台灣同胞反對外來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鬥爭和台灣光復運動，出現日本殖民統治不但無過反而有功的謬論。島內的“台獨”勢力也不遺餘力地美化日本殖民統治，不僅絕口不提二戰時期日本在台強徵士兵和慰安婦的種種軍國主義惡行，還刻意宣揚所謂日本對台灣現代化建設“有貢獻”。其中對於日據殖民所帶來的客觀發展我們無須否定，但過度宣揚日軍功績和歪曲史觀是堂而皇之的。善於操弄政治生態的民進黨也緊抓這套“法理”話術，製造“民意”輿論。近日，國民黨前副秘書長蔡正元在社交媒體發文痛批在天津出生長大的日本記者矢板明夫整天在台灣鼓吹“親日反中”。而其實際是吃中國大陸奶水長大，在台灣混的“假日本人”。這種現象也層出不窮，正如在韓國與台灣對於打造紀念日本前首相安倍的銅像做法上大相徑庭。韓國安置了前日本首相安倍向慰安婦下跪道歉的銅像，而台灣的各地綠營人士卻掀起破除蔣公銅像的歪風，并棄置不顧。有些人為能讓皇民及灣生後裔將其當神一般膜拜，還自動踴躍捐錢，并對立安倍銅像表示敬意，同時邀請“監察院長”陳菊前往剪彩致敬。這無疑是一種政治術語，更折射了民進黨對於親日烙印的肇建和利用。但影響深遠的是這些潛移默化的灌輸使得台灣青年在際代更迭的家庭觀念影響下和社會駁雜的主流意識裡難以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導致台灣青年對於“中國人”認同還是統“獨”認同都呈現此消彼長的現象，造成了當代台灣青年嚴重的親日現象，不利台灣年輕人的心智和台灣社會的健康發展。
註釋：
①張蕾:《台灣青年“國家認同”研究--以“首投族”為例》，《台灣研究》，2018年第4期。
②陳星：《當前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現狀與問題建議》，《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
③崔萍：《台灣教育改革縱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頁。
④主要內容參見台灣“國立編譯館”1997年出版的“認識台灣歷史篇”、“認識台灣社會篇”、“認識台灣地理篇”。“認識台灣”在2002年“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推出後停止使用。
⑤資料來自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⑥謝大寧：《台灣歷史課綱所牽涉的認同問題及其發展》，《台灣研究》，2015年第4期，第6頁。
⑦張亞中：《和平發展時期的兩岸治權關係：1+1=3》。
⑧李家新：《台灣教育政策變遷及其民衆“國家認同”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7年第1期。
⑨王子旗：《“台獨”史觀教育毀掉台灣青年未來》，兩岸關係，2019年第9期。
⑩周曉麗、傅開：《去中國化背景下兩岸文化交流的思考》，《社科縱橫》2018年，第5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2月號，總第30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