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國足協的機制體制”
“2022年在卡塔爾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上，中國男足給全國人民交了一份非常糟糕的答卷，曾經的亞洲一流強隊已經淪為亞洲三流球隊，這讓廣大球迷非常失望，呼籲足協改革的聲音越來越高。中國男足必須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全面改革，從基礎抓起。”民建遂寧市委園區總支會員、遂寧市政協委員、民建遂寧市委副主委、秘書長黃鵬反映。
黃鵬提到，由於中國足球總體水平低，難以走向世界，加之黑幕、假球、貪污等醜聞頻出，讓廣大球迷失去了信心，降低了參與熱情，導致市場發展不充分，職業化道路艱難，越走越窄。青少年從事足球運動發展空間不大，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家長權衡考慮，基本上不願意讓子女走足球職業化道路。
為此，黃鵬建議，要根據國情特點，大刀闊斧地改革中國職業聯賽、改革中國足協的機制體制，培養更多隊伍，舉辦更多高水平聯賽，向世界接軌，促使其健康、規範、可持續化發展。堅持市場化運作足球職業俱樂部，按照公司化管理，自負盈虧。要加強與亞洲和歐洲職業聯賽的交流，在人才培養、商業運作、技術交流等方面全面合作，為中國足球發展提供廣闊空間。
民建遂寧市船山區總支、四川職業技術學院本草文化研究院綜合辦主任馮耀文在《我國足協管理體制改革的問題及對策》一文中指出，中國足協作為行業性的自治協會，也是一個社會團體，常理上應由與該行業有關的利益團體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然而在實際的操作中，中國足協更多表現為半官方的身份，足協的官員本身又具有行政級別，這就使得足協具有較強的行政性，足協代表大會和執委會形同虛設。
文章梳理道，中國足協依賴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中國足協章程》《民法通則》《體育法》《國際足聯章程》和《亞足聯章程》。但相關法律法規更多的是對足協進行原則性的規定，中國足協章程更是流於形式，在實踐中更多依賴於上級的“紅頭文件”，在決策執行方面缺乏彈性和靈活性。同時對於足協的決策和執行也缺少監督。此外，足協章程規定與足協相關的法律糾紛不得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仲裁委員會又是足協內部的專門委員會，其本身的公正性就難以服眾，足球俱樂部及球員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合理的保護，因此建立一個獨立於足協的由足球相關專業人員參與的仲裁委員會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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