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國消費率偏低
文章稱，與其他同等收入階段國家相比，中國儲蓄率偏高。中國儲蓄率明顯高於其他可比國家。在當時這些經濟體的人均GDP與目前中國人均GDP相當時，其儲蓄率都低於中國。即使與同為東亞經濟體的韓國相比，在人均GDP大約處於同等階段的時期，中國儲蓄率也要比韓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
中國的高儲蓄率有多重原因。一是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倚重投資。二是預防性儲蓄比較普遍。三是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突出。一個直接表現就是不少消費體現在了中國服務貿易逆差上，這導致國內消費率被低估。自2009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逆差總體呈擴大趨勢，其中旅行項下的逆差是主要來源。又比如住房問題，過高的房價會抑制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四是傳統文化和代際財富傳承的影響。但儲蓄水平持續過高可能造成市場萎縮、經濟下滑，尤其應避免儲蓄流向低效率的投資。
五、消費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逐步顯現
文章強調，中國正從工業大國向製造強國轉變，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從城鎮化率加速上升期進入了城鎮化中後期。從國際經驗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得到更多體現。中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也呈現相符趨勢。
一是中國消費已顯現出結構轉型和升級換代的趨勢。例如，新能源車的研發和普及，就體現了綠色消費理念。據汽車流通協會統計，2022年新能源乘用車零售約567萬輛，較上年增長90%。又比如，中國於2017年提出“房住不炒”，2020年底開始施行“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這些也都有利於資源更多流向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此外，服務消費的比重日益增加，教育、旅遊、醫療、娛樂文化、智慧養老等服務型消費需求攀升。
二是消費對投資的牽引作用初步顯現。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在討論消費促進經濟增長機理時所提出的，消費能夠從需求側為投資尋求合理的方向，是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避免供給與需求不匹配導致的產能過剩現象，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消費需求與產能利用率的聯動變得密切。低迷的消費需求會滯後影響相關行業產能利用率，偏低的產能利用率會抑制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而消費的穩步回升則會帶動產能利用率和企業投資意願相繼上升。
三是目前中國正逐漸進入城鎮化中後期，開始進入通過消費釋放城鎮化紅利的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城鎮化進程加速，截至2022年已累計提升近40個百分點。目前中國城鎮化的速度在逐漸放緩，2022年中國城鎮化率較2021年末提高0.5個百分點，而在中國城鎮化進程較快的時期，中國城鎮化率一年可以提升近2個百分點。2022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65.22%。基於國際經驗，當城鎮化率大於60%時，消費率往往開始走高。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逐漸減速，消費率出現了小幅提高。考慮到目前中國城鎮化率仍遠低於發達國家，其間所蘊藏的消費潛力巨大。
六、目前提振消費的關鍵在於經濟修復和預期改善
文章指出，從短期穩增長的角度看，投資和消費之間也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疫情以來，中國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居民部門傾向於增加儲蓄，中國消費增速恢復較慢，並成為拖累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消費提升有賴於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涉及到億萬微觀主體，較為缺乏有效的干預手段。但增加投資相對可控、見效更快，對穩增長起到支撐作用，縮短經濟恢復內生增長的時間。這也有助於改善預期，進而促進消費，形成良性循環。
理論上講，消費受到預期收入和整個生命周期的消費需求的共同影響。根據預期收入假說，消費支出主要不取決於消費者的現期收入，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決定。也就是說，理性的消費者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不是依據當期收入，而是根據長期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進行消費。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論指出，個人消費的安排是從一生中各個階段的收入、儲蓄、財富等因素來統籌考慮的，也不是簡單取決於當期收入，當前消費可能高於或低於當前收入水平。因此，人們增加消費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未來收入預期的穩定性。祗有就業穩定帶來收入穩定，消費才能真正增加。
總而言之，儘管對每一個個體而言，在同一時點，消費和儲蓄（對應著投資）是此消彼長的，需要在當前的消費和未來的消費之間做取舍，但從經濟運行的動態平衡看，消費和投資是相互促進的。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將在更多方面得到體現，包括消費對投資和技術進步的引領和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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