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8日電／作為美國拜登政府推進實施“印太戰略”的關鍵一環，印太經濟框架於2022年5月份啟動，同年9月份開啟正式談判。該框架是拜登政府以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推進的，沒有尋求國會批准，在內容上也未涉及關稅減讓和市場准入承諾，這使得該框架不僅在制度保障層面充滿不確定性，在經濟層面也缺乏福利效應和貿易潛力。此外，拜登政府的多位高官公開聲稱，印太經濟框架是“獨立於中國的安排”，將用來“有效反制”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
顯然，印太經濟框架被美國賦予了濃重的地緣博弈色彩，試圖把經濟事務政治化、武器化，甚至意識形態化，這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以及多邊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整體格局和未來發展進程產生多方面的破壞作用。
首先，擾亂亞太地區秩序。
“印太戰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時期制定並實施的地緣戰略，目標是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打造由美國主導的新的安全與經濟規則，構建地區新秩序。“印太戰略”最初以安全議程為重心，到2019年底基本完成了安全議程的實心化、機制化與多邊化建設，並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打造為核心機制。
拜登政府上台後，為應對新冠疫情背景下地緣政治格局的新形勢和美國面臨的各種內外部挑戰，一方面在形式上調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行事風格，加強了與傳統盟友和地區夥伴在經貿規則、技術管制、價值觀等領域的協調，另一方面則繼續積極推進實施“印太戰略”，並謀求在深化安全議題合作的基礎上補強經貿層面的布局，印太經濟框架正是這一動機的產物。
在“印太戰略”此前僅限於安全合作時，亞太地區多數中小國家持審慎和觀望態度。在印太經濟框架這件經濟外衣的掩護下，美國將多個亞太國家納入了“印太戰略”的圈子。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將利用該框架逐步把政治安全與經濟議題進行捆綁和滲透，搞集團政治，甚至強迫一些國家選邊站隊。此舉將極大壓縮相關國家在亞太地區對外政策上的回旋餘地和戰略緩衝空間，加劇矛盾與對抗風險，嚴重擾亂亞太地區秩序。
其次，威脅亞太區域價值鏈和供應鏈體系穩定。
亞太地區雲集了除歐盟成員之外最主要的製造業和貿易大國，是世界範圍內價值鏈分布最密集、供應鏈連接最緊密的地區，這使亞太各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投資領域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並形成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關係。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亞太地區各國對於共同抵禦市場系統性風險，加強價值鏈和供應鏈合作的共識進一步提高。但是，美國卻以疫情為借口將經濟安全問題泛政治化，提出應依靠所謂“值得信賴的夥伴”構建“更為可靠和有彈性的供應鏈”。根據拜登政府2021年2月簽署的“美國供應鏈”第14017號行政命令，半導體製造和先進包裝、大容量電池、關鍵礦物和材料、藥品和原料藥等被列為關乎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在印太經濟框架下，美國欲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和地緣政治手段，重點圍繞上述產品打造疏離中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布局。
事實上，對於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不僅是其最重要乃至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最具規模和增長潛力的海外市場之一，在原材料供應、零部件和中間品生產環節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聯繫。如果這些國家遵循美國基於自身戰略利益而單方主導制定的經貿規則，在經濟層面疏離中國，不僅將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同時也將失去相關產業發展的自主權。毋庸置疑，美國將印太經濟框架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用意識形態割裂亞太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圖謀將惡化亞太地區的貿易投資環境，妨礙生產要素在各國之間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損害市場的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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