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9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從土耳其南部驅車穿越地中海懷中的阿達納平原，一路向東，景色突然開闊。努爾山腳下原野廣袤，流轉的草浪在陽光下變換著色彩——只是偶爾劇烈的顛簸驚擾了漫步山路的寧靜。高速公路時而沉降塌陷，路崖下的草皮裂開一道又深又長的口子，扎在草野裡的樹齊刷刷地歪向一邊，警告著趕路人：災難來過。
“坦白地說，我非常害怕。”1999年，土耳其經歷上一次國難級別的伊茲密特大地震時，25歲的卡裡姆在土東南部省份舍爾納克當兵，當時他的一些戰友曾被緊急調往震中地區參與救災，從他們口中，卡裡姆聽到了“可怕的傳聞”。如今，來自首都安卡拉的司機卡裡姆第一次親身進入東南地震災區腹地。
高速路一側的半山腰上，隱約可見一幅巨大的道路景觀，樹苗排成的月亮環抱一圈星星，紅土的背景下浮現出兩行大字：“土耳其世紀”（Türkiye Yüzyılı）。
這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與他所領導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於去年10月推出的最新施政口號，據其設想，2023年，即國父凱末爾於1923年帶領土耳其人贏得對抗協約國的獨立戰爭後的100年，昔日奧斯曼帝國的榮光正重新回歸安納托利亞大地。
也正是從安納托利亞高原東南段的這一高處往下俯瞰，曾經擁有數萬人口的小鎮努爾達伊已被夷為平地，郊野綠油油的原野上，星星點點的白色帳篷如雨後蘑菇般冒出。從這段路起，卡裡姆逐漸駛向震區的深處，路過一個個令人心碎的城鎮，目睹一片片見證了土耳其過去20多年飛速發展的現代化遺跡。
2023、2053與2071，這是一串正發黨構建起的歷史叙事密碼。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100年；2053年，奧斯曼帝國蘇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600年；2071年，塞爾柱突厥人在曼齊刻爾特戰役中擊敗拜占庭帝國，進軍安納托利亞1000年。在一個經濟不景氣的時代，擅長擴大帝國財富與邊界的奧斯曼蘇丹，能喚起土耳其人懷舊的共鳴。
“讓‘土耳其世紀’開始吧！現在，不是明天。”埃爾多安去年10月29日的講演結束後，支持者如此熱情地呼喊。如今，這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層悲涼的色彩。＜nextpage＞
2月6日，近一個世紀以來最強的一次地震撼動了安納托利亞。頃刻之間，十多個城市數十年的發展成果化為瓦礫，一條條鮮活的生命歸於虛無。一個月來，震區餘震依然不斷。一眼望不到邊的斷壁殘垣訴說著一段土耳其百年來經濟粗放發展、城市化畸形擴張的歷史，也叩問著它百年後的未來。
“大赦”的潘多拉魔盒
在加濟安泰普有名的富人區易蔔拉欣裡，一個大型十字路口旁有一處顯眼的大樓廢墟，這裡曾是土耳其東南部重鎮20多年城市化和中產家庭規模急速擴張的象征。然而，如今它顯得突兀扎眼——在它周圍的三四棟房子依然矗立著，唯有它已化為一片亂石瓦礫。
一位不具名的當地市政府的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這棟樓的一到三層由一家建築承包商負責，其餘樓層則由另一家公司承建。在地震來臨時，底部三層的承重柱和墻首先不支崩塌，導致整棟樓房隨後垮塌，但三層以上的房屋結構依然較為完好，尤其是承重部分沒有斷裂。
“這是因為負責一到三層的那家承包商偷工減料，而負責高層的另一家承包商是合規施工的，周圍幾棟樓也是由這家公司承建，它們就沒有垮塌。”這名市政府公務員說。
他的話隨後得到了當地一位居民提供的視頻的部分印證。在這段視頻中，我們看到了地震發生後這棟樓的狀態——一到三層仿佛經歷了一次“粉碎性骨折”，壓叠在地面，其餘樓層結構基本完整，歪斜地支撑在底部上，沒有傾倒，“上面樓層的人基本都逃出來了，但底三層的居民很多還壓在下面。”
離這棟孤零零倒塌的樓房大概300米的位置，有一排造型別致的住宅公寓樓。這是一個當地中產階級熱衷的小區——阿伊莎·穆罕默德·波拉特（Ayşe Mehmet Polat），其投入使用已有24年。土耳其當地的房屋中介網站顯示，這個小區新近掛牌的房屋多為150平方米以上的多室戶型，其中一些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寓報價高至500萬到600萬裡拉（約合人民幣182．7萬元至219．3萬元）。然而，在2月6日的地震中，這個豪華小區的六座公寓樓中有四座轟然倒塌，鄰近的一個普通小區卻明顯受損程度更輕。＜nextpage＞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記者在此處蹲守了三天，發現當地居民對該小區的建築質量問題詬病已久，有一位名叫薩勒瑪的女業主甚至早在地震六個月前就對其他業主發出警告，稱“就算是最輕微的地震也有可能讓我們的房子崩塌”。她還組織了幾次業主集會，准備向市政府施壓，討要經費用於加固承重柱，但該計劃最後無果而終。
事實上，當地居民在震前已普遍對該街區的建築質量抱有懷疑，但市政府、監管部門和承包商等各個方面都無人對此作出反應。
一位來自哈塔伊省伊斯肯德倫的不具名建築工程師則告訴澎湃新聞，嚴重的問題出在土耳其政府部門的建築質量監管環節。他解釋說，在土耳其這樣地震多發的國家，建築的地基選址環節本應得到足够的重視。但現實中政府相關部門的人員往往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假設要建一排住房，在驗收地基的選址時，他們卻只看施工方提交的第一處勘探結果，在同一區域選定地基的其他房屋則等於沒有接受任何檢查。”他說，“除此之外，例行檢查時一筆帶過、敷衍了事也是常事，很難說裡面除了玩忽職守沒有其他的利益因素。”
另一個比較受災嚴重的城市——哈塔伊省的安塔基亞（編者注：即安提阿、也稱安條克，曾在基督教傳播初期以及十字軍東征時期扮演重要角色）情況也好不到哪去，不用等到進入市區，皸裂變形的馬路邊大片大片的集體墓地觸目驚心，宛如某場高烈度戰爭間歇草草安葬士兵遺體的亂葬崗。本該照耀著往來游客的和煦暖陽下，成群的簡易木樁被當成臨時墓碑，上面或許連亡者姓名都沒有辦法刻全。這般景象上次出現在國際新聞中，還是在去年下半年俄烏兩軍絞肉烏克蘭東部戰綫的時候。而安塔基亞自己上次見證這慘烈的場面，恐怕還得回溯到她仍然被叫做安條克的十字軍時代。
2月14日，在安塔基亞市中心奧龍特斯河邊的一處救援現場，幾位穿著工程師制服的土耳其救援人員向澎湃新聞介紹了當地的建築質量問題。他們解釋說，縱向和橫向鋼筋連接處沒有按規定進行連接、鋼筋使用不達標，是當地建築物存在的普遍問題，而這些問題多見於2000年後建成的建築。＜nextpage＞
在地震發生以後，正發黨試圖將輿論注意力引向受災建築的建成年代上。正發黨政府執政正好剛滿20年，因此一些支持者紛紛強調，大量受損建築建成已久，都是正發黨執政前的上世紀90年代完工，因此正發黨政府不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伊斯坦布爾大學城市化與環境問題系教授、土耳其工程師與建築師協會聯盟伊斯坦布爾分會主席佩琳·皮納爾·吉裡特裡奧盧告訴澎湃新聞，“現在判斷在地震中被摧毀的建築物的年代還為時過早，做出這些判斷需要時間。”
“然而，2001年《驗房法》通過後修建的建築和此前就修建的老建築物都有倒塌的情況，這樣的事實告訴我們，造成悲劇的原因都是必要的檢查步驟沒有執行，以及分區域的建築物大赦合法化。這些因素對地震造成破壞性影響發揮了巨大作用。”她說。
土耳其每隔幾年就會宣布所謂的“建築大赦”，即為各個年代建成的不合規建築辦理合規證書，這被輿論認為是造成此次地震死傷慘重的原因之一。
“在1999年的地震中，土耳其大約70％（倒塌）的建築是無證建築，是非法的，換句話說，它們是沒有經過正規工程建造的結構。這是因為從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土耳其發布了20多次分區特赦政策。”佩琳回顧了上次大地震的情況。
土耳其自1948年以來連續進行的分區大赦於上世紀90年代結束，然而，在大赦長期中斷後的2018年，新的分區特赦又以“分區和平”的名義生效。埃爾多安政府在2018年宣布的這次“大赦”中共計處理了740萬份不合規建築的申請。而據土環境部數據，那次特赦共籌集到240億裡拉的建築登記費，按當時匯率約合42億美元。
“時至今日，土耳其全國違章建房率仍然很高。2018年生效的分區特赦讓這個問題更加長期地存在下去。此外，政府大力推動城區改造，卻無視抗震和科學的建設，在一些不符合規劃原則的區域施工，這也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佩琳說。＜nextpage＞
“狂飈”的城市建設
群山包圍中的安塔基亞已經成了一座鬼城。無論是老城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古建築，還是新城富麗豪華的新住宅區，全都毀滅於地動山搖的幾分鐘內。然而，那些山坡上建起的層層叠叠的小房子，卻幾乎都挺過了地震，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這些簡陋的棚戶住宅，很多被土耳其人稱為蓋奇康都（Gecekondu）——“一夜建成的房子”。所有大城市周圍幾乎都有這些來自鄉村的勞工為自己建造的廉價栖身之所，盡管它們施工工藝簡陋，幾乎不符合建築設計規範，但在這種政策的灰色地帶“自由”生長出來的住宅，卻在一個缺乏福利的年代為移民勞工提供了一個遮風擋雨的家。
“我們在這次地震中看到主要出問題的是非法建築物，以及通過分區特赦變得合法的建築物，還有通過政府計劃合法化的大型項目，而不是蓋奇康都。”佩琳告訴澎湃新聞，此外，蓋奇康都多建在受此次地震影響不大的區域，且一般是單層或是小規模的建築，受災風險要比高樓密集的地方小。
但所有這些在佩琳看來，都是未來的隱患。為此，她曾多次聯合土耳其的其他工程師和建築師提出城市化發展建議，但災難在改變發生之前已然降臨。
“我是一名城市規劃師，規劃師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城市建設按照科學的規律健康發展。”佩琳告訴澎湃新聞，“但縱觀歷史，土耳其并不重視有計劃的發展。”
“其實，‘自由’是從上世紀50年代出現在土耳其的。每個人都可以為所欲為。從農村湧入城市的人，在大城市的外圍建起了棚戶區。後來，隨著每個選舉期的分區特赦，一層棚戶先是變成了兩層，然後是三層、四層、五層……這些都不是正規的工程結構。”土耳其地球物理學教授艾哈邁德·埃爾坎在啓程前往震區考察前的一次演講中說道，“因此，對這一切建設和破壞負有責任的不僅僅是本屆政府，還有1950年以來的各屆政府。”＜nextpage＞
上世紀80年代後，土耳其的城鎮化進程開始加速，大量人口從東部貧窮的腹地轉移至富饒的西部，從“小地方”湧入一座座蓬勃發展的城市。出生於70年代的卡裡姆也依稀記得那個掀起建築熱潮的年代。“小時候在加濟安泰普，男孩子最常去玩的地方就是工地，以前那些地方都是荒地和山坡，後來全都蓋上了房子。”
在大部分貧窮國家開始執行開放經濟政策的半個世紀之前，土耳其就已經感覺到從農業經濟快速轉向至城市工業經濟所帶來的陣痛。佩琳并不把這種粗放式的城市化進程與任何黨派的執政相聯系。相反，她指出，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土耳其城市地區就已經進入無序的發展，一些機場、醫院等重要基礎設施被草率地修在地殼的斷層綫上。而在今日，由於過於追求經濟目標，一些更大的危險已正在醞釀之中。
“不符合規劃原則的項目被官方合法化了，這些舉動導致城市規模超出其容量、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不足，而這也進一步使得城市越來越容易受到災害的影響。如今，由於這些原因，我們的城市沒有為災難做好准備。”佩琳表示。
1999年，一幢多層式蓋奇康都住宅在地震後倒塌。
幾十年來，政府對蓋奇康都的態度在拆除和大赦之間搖擺，這使得這些移民定居點逐漸“永久化”，其中的居民隨著家庭收入的增長而不斷擴建自己的家園。沿海城市伊茲密爾是土耳其全國蓋奇康都數量最多的城市，即使是2020年一場中等強度的地震，也導致伊茲密爾119人死亡，1053人受傷，超1．5萬人無家可歸。
人滿為患的土耳其第一大都市伊斯坦布爾更像是一個導火索已被點燃的炸彈，地質學家多次預測，這個實際人口逼近2000萬的特大城市未來很可能遭遇一場7．0級以上的強震，若不及時做出政策轉變和新的城市轉型規劃，如今東南部的災禍只是伊斯坦布爾未來的預演。＜nextpage＞
2019年，在伊茲密特大地震發生整整20年後，土耳其政府才宣布在未來五年內改造150萬棟易受地震影響的房屋。在佩琳這些工程師看來，這來得太晚，也太少。而且，在土耳其城市轉型計劃提出的初步階段，政府并沒有優先考慮住宅改造這一方案，而是專注在空置區域進行新的建設，或是在優質地段拆除舊建築以建造更高的建築。
2000年後，隨著越來越多的移民湧入，土耳其大部分大城市存量住房數量不足、設施陳舊且不符合標准，城市地區出現嚴重的住房和基礎設施赤字，不過，正發黨并非沒有看到這一問題。成立於1984年的國家社會住房機構（TOKI）旨在彌補土耳其社會住房的缺乏、遏制非正規社區的蔓延。正發黨上台後，TOKI被用作一種土耳其房地產市場頂端的政策調節工具。
“TOKI服務於現代城市化的全面願景，我們的目標是為鞏固福利國家的概念作貢獻，形成一個以正義和同情心為貧困公民服務的國家結構。”TOKI的官方介紹上寫著。
然而，TOKI與私人承包商及建築公司的夥伴關系也讓其項目轉變成了產生金融投機和資本積累的場地。TOKI的很多項目被指建築承包商與官員勾結獲利，媒體多次曝出建築商中標前的賄賂醜聞。此次震後，雖然沒有出現TOKI住宅因質量不過關倒塌的報道，但一些“爆雷”的建築確實出自與TOKI有密切合作的建築承包商之手。
異鄉人家安在？
在通往阿德亞曼市中心一條布滿瓦礫和塵埃的路上，漆黑夜色中只有一團火焰和一行人閃爍的雙眼，那是來自東北部黑海沿岸城市裡澤小夥塔哈·厄克蘇姆和朋友們的露營地，風塵僕僕的行人都會得到他們款待的一杯熱茶。
“我們從裡澤來的，一開始他們不讓我們來，說我們沒有救援經驗，可是我們還是偷偷扒了一輛車，一路這麼來到了阿德亞曼。”身材魁梧的塔哈拍拍胸脯告訴澎湃新聞，“其實我們都沒有目的地，車停在哪兒我們就在哪兒下來。”＜nextpage＞
塔哈在裡澤經營著一家鱒魚餐廳和一間小旅館，但看到地震消息，他立刻關了店和朋友商量如何來震區幫忙。地震發生的安納托利亞中西部山區是正發黨多年耕耘的票倉，如今地震救援遲緩，死難者如雲，輿論痛批正發黨執政不力，“我們在家裡睡不著，吃不下，阿德亞曼的人在受苦，我們的兄弟姐妹處境艱難。為了土耳其的土地，我們就算是犧牲了也在所不惜。”
塔哈一行人的帳篷對面是一戶幸免於難的當地住戶，他們在尚未完全倒塌的家門口搭了一個臨時住所。一家七八口人擠在一起取暖，身後背景是一根歪斜躺倒在地的清真寺立柱。
“這是天災，無論是什麼樣的建築，7．8級的地震是誰也躲不過的，不應該去責怪政府。”看似一家之主的長者平靜道來，口吻正如埃爾多安2月8日視察地震震中卡赫拉曼馬拉什時對受災民衆所說，“這是命運計劃的一部分。”
雖然同樣支持政府，但塔哈的朋友們似乎并不是這樣的宿命論者。
“你們說這麼大的地震，一場接著一場，一點都沒有征兆，這真的是自然現象嗎？”一名自稱有個小裝修隊的不具名小夥熱情招呼人們坐下，雙手一擺開始大談自己的理論，“你們難道不覺得這是美國幹的？要不就是以色列？”另外的朋友們也七嘴八舌加入討論，極力想把這場世紀災難與“外國陰謀”聯系在一起。
至於國內外都在質疑的建築質量問題，塔哈并不否認存在，但他希望人們把重點放在救災上。“那些都是共和人民黨（縮寫為CHP，由凱末爾創立，在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初期曾長期執政，現為土耳其反對黨）說的，我討厭那些自以為是的凱末爾主義者。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需要的是團結渡過難關，而不是破壞國家的穩定。”
坐落於黑海邊上的山穀，裡澤以三樣特產出名：紅茶、鱒魚和總統——這裡是埃爾多安祖輩的家鄉，用塔哈的話說：“處處都是總統的畫像，人人都是總統的粉絲。”＜nextpage＞
然而，在這樣一個民族主義氛圍濃厚的埃爾多安票倉，2021年曾罕見爆發一次因建築業而起的抗議。土耳其最大的建築商之一獲得政府批准，要把裡澤一個村子的220英畝的樹林和茶園變成一個采石場，為建設中的裡澤新港口提供建築材料。受影響的村民一氣之下攔了挖掘隊的路，抗議持續了一個多月。
塔哈毫不客氣地形容那些參加抗議的裡澤人是“愚蠢的驢子”。“他們難道不想要發展嗎？這麼多年來，國家的哪個決定是錯誤的？”塔哈有些激動地辯駁，“在裡澤，很多人夏天種茶，冬天去大城市打工，我的一些親戚就住在伊斯坦布爾郊區的TOKI補助房裡，如果不是政府的建設政策，他們現在能過這麼好的日子嗎？”
“裡澤的兒子”埃爾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爾市郊的蓋奇康都社區。上世紀90年代，農村移民的湧入改變了伊斯坦布爾的城市面貌，蓋奇康都社區的壯大見證了埃爾多安始於伊斯坦布爾市長的權力之路與正發黨前十年的崛起。這種轉變對於伊斯坦布爾的世俗精英來說是一種政治災難——他們突然被一群以前從未見過的新興中產階級所淹沒，這群人不但婦女都戴頭巾，他們所掌握的政治權力也呈現出一種陌生的形態。
正發黨執政的第二個十年，土耳其化身“基建狂魔”在國外開疆拓土，國內的基礎設施發展更是眼花繚亂。埃爾多安曾經親口告訴記者，自己最驕傲的成績，就是“把81個省全部變成工地”。於是，從伊斯坦布爾到安卡拉，從裡澤到阿德亞曼，起重機點綴著安納托利亞的天際綫，高大的公寓樓在聯通城市的公路兩側拔地而起，TOKI贊助的巨大廣告牌吸引著潛在的房主……
如今，像塔哈親戚這樣的新移民在伊斯坦布爾的落腳之地更有可能是城市邊緣的TOKI大型高層公寓樓，這些高樓以正發黨的名義繼續收獲著都市異鄉人的忠誠。
然而，那些以地震改造與新城規劃的名義要被強拆的蓋奇康都，卻開始訴說相反的命運。
2013年，伊斯坦布爾塔克西姆廣場附近蓋齊公園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曾引發一場關於城市未來的鬥爭。引起這波浪潮的是埃爾多安政府強拆公園的決定，學生、環保人士、建築師一波一波地來此地集會，抗議蔓延至全國，後來，一些曾經在選票箱裡擁抱正發黨的蓋奇康都居民也參與了這場抗爭。＜nextpage＞
蓋齊公園事件是土耳其人對不可持續的城市發展項目一次最強烈的反對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裹黑頭巾的底層穆斯林與戴伊夫·聖羅蘭圍巾的世俗中產精英歷史性地“合流”，給信奉“推土機新自由主義”的埃爾多安一擊重拳。
10年後，在一場地震中，十多個城市十多年的發展成果化為烏有。盡管眼下埃爾多安的重建計劃已經依托TOKI鋪開，但很快遭到了佩琳這樣專業人士的抨擊。
“首要任務是新的科學的規劃，而不是光鮮的大項目，更不要讓它與政治掛鈎。”佩琳如此警告道。
向東還是向西？
在各路媒體的記者開始從震區返程的時候，土耳其政壇中問責、攻訐和爭吵的聲音已經占據了所有當地報紙的頭版。故鄉離黑海海岸不遠的艾哈邁德對這些非常失望。
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和高校學生所苦惱的，還有關於大學的各種煩心事。地震發生後，政府第一時間宣布暫停大學正常授課，改為綫上課程，而且這將一直持續到今年夏天。
艾哈邁德是一名哲學系學生，本科畢業於土耳其頂尖高等學府——伊斯坦布爾海峽大學。2021年初，埃爾多安任命正發黨官員梅利赫·布魯擔任海峽大學校長的決定曾引起該校師生的一系列抗議，警民對峙，數十名學生被捕，艾哈邁德見證了這一切。最終，在曠日持久的爭議下，布魯被調職，但那些不滿正發黨幹涉教育的老師們也選擇遠走歐美，艾哈邁德不願繼續留在沒有了雄厚師資的海峽大學，不得不來到安卡拉這個他眼中逼仄又陰鬱的內陸都市繼續求學。
艾哈邁德一家都是正發黨的支持者，但飽讀哲學書籍的艾哈邁德成了離經叛道的那一個。在平時的言談中，都可感到他是土耳其現代性的堅定追求者。在安卡拉休整的那天，即便時間短暫，他也一定要帶澎湃新聞記者去參觀見證凱末爾時代歷史的街區。在這個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長眠的地方，各類仿歐式建築給人以置身巴黎柏林的錯覺。當然比起建築風格更重要的，是這裡各種標志著現代土耳其共和國開端的事物。＜nextpage＞
“這所學校是土耳其女性首次接受現代教育的地方。”指著這座有著高墻的百年老校舊址，艾哈邁德小心翼翼地開始了他的講解，語氣有些不好意思，“當然把男女學生隔開，并且給女校建起高墻的做法顯然并不現代，但這畢竟是土耳其共和國走出的第一步。”
女校旁不到三十步的距離還有一處土耳其航空協會舊址，介紹起這裡來他的語調就輕鬆了許多：“他們把土耳其的第一架飛機弄上了天。”
但在林立的上世紀初歐式建築一旁的空地上，還有一座巨大的奧斯曼帝國風格清真寺彰顯著強烈卻孤獨的存在感。它四周的宣禮塔刺入夜空，各塔之間懸掛著不斷滾動宗教標語的巨幅LED屏幕，仿佛圍出了一塊不可侵犯的領域，周遭世俗建築的象征力量絕無可能進入。這是2017年才落成的馬利克·哈頓清真寺，土耳其政府批准建它是為了紀念一位14世紀塞爾柱蘇丹的女兒。
“我一直不喜歡這個場景，它不適合這裡，太扎眼了。”沒等記者提起，艾哈邁德主動指摘起街區的規劃，“這不是因為我反對宗教，而是風格完全不搭。”
在這個完全感受不到地震衝擊的首都心臟地帶，百年前的凱末爾主義與正發黨治下回潮的宗教氣息正面相遇。就像被這幢突兀建築擾亂建築風格的街區一樣，源起凱末爾的土耳其百年現代化叙事在正發黨的掌握之下也被摻入了別的東西。
在艾哈邁德曾經居住過9年的伊斯坦布爾，城市的輪廓也在發生著變化。2021年5月，就在蓋齊公園抗議活動8周年紀念日的同一周，宏偉的塔克西姆清真寺在公園附近落成，正對著塔克西姆廣場上的共和國紀念碑。親埃爾多安政府的媒體大肆報道，宣稱這座新清真寺是“戰勝蓋齊恐怖的勝利”。＜nextpage＞
伴隨著這些嶄新清真寺出現的，是新機場、新隧道、巨型海峽大橋、奢華的城市CBD和一座座精美的高層住宅，它們在拆除了蓋奇康都的舊址上拔地而起，被認為是土耳其經濟的新引擎。
從某種意義上說，埃爾多安定義了公衆的空間及其價值觀。“在世界許多地方，國家的作用是在與私人開發商談判時維護公衆的利益。”土耳其建築歷史學家西貝爾·博茲多安曾對《紐約時報》說道，“但在土耳其，國家是最大的開發商。”
今年是埃爾多安執政滿20年的年頭，距離上一次伊茲密特的大地震也過去了24年，可是又一場地震揭開的，不僅僅是數城數省的建築行業黑洞，也不只是某個政黨的政治投機和腐化蛻變，甚至都不是土耳其近年來似乎正在掉進的發展陷阱和波動離奇怪異的經濟曲綫。在艾哈邁德這樣的土耳其年輕一代知識群體心中，前途未蔔的其實是腳下這個國家追逐現代性的百年旅程。
這幾個月正發黨主導的政府正准備慶祝今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國建國百年，震區的多條公路兩旁也能見到巨幅寫有“土耳其世紀：1923－2023”字樣的紀念海報。但這類正發黨官方對凱末爾遺產的定義和爭奪，讓將凱末爾時代歷史爛熟於心的艾哈邁德感到非常滑稽，在震區倒塌房屋的映襯下，也頗具諷刺意味。艾哈邁德已經等不到見證建國百年的時刻，今年9月，他將遠赴美國求學，是否還會歸來也是未知。
司機卡裡姆從來不像與艾哈邁德是一路人。虔誠的他自稱祖先是奧斯曼帝國征服巴爾幹半島後被派去馬其頓傳播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他的父親也在馬其頓出生，在凱末爾領導土耳其獨立後返回家園。唯獨在談到埃爾多安的“土耳其世紀”時，兩人默契地打開了話匣子。
“要說我最喜歡的一個時代，那應該是上世紀90年代。”卡裡姆在後視鏡裡揚了揚眉毛，沒人注意他什麼時候點著的煙，只見飄出窗外的灰色煙圈蓋過了經過的一面面紅色國旗回閃的影子。＜nextpage＞
卡裡姆聳了聳肩，煙滅了。夜路卸下了他的周身鎧甲，讓人忘記他白天還是一名貼著總統府臂章、深諳與當權者往來之道的退伍老兵。“那個時候發展沒有現在這麼好，沒有這麼多高樓大廈，但人們好像更自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