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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來源：直播視頻截圖） |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表示，結構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都犯了相同的錯誤，即將環境因素視為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因素。美國仍然是世界最主要大國，大部分國際機構主要由美國發起，冷戰後起主導作用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也是美國發動的，那麼，為什麼美國突然不再像以前那樣行動？這些建立在體系層面的國際關係理論已經不能解釋當前國際政治最根本的大趨勢了，環境因素無法解釋為什麼主要行為者突然改變他們的行為，所以我們應該關注研究行為者在相同國際環境中做出的不同選擇。閻學通認為，行為者具有同樣的理性，但他們處於不同的情況中。國家的實力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決策者類型不同，便會做出不同的選擇。
閻學通認為，中美如今在兩種空間上競爭——自然空間和電子空間。這兩個空間上的競爭會有所不同，也便意味著美國和中國將做出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不同的選擇。這就是為什麼中美“新冷戰”是錯誤的，這種地緣政治的思維已經不能分析如今的決策者行為了。所以我們要把研究重點從體系層面轉移到個人層面，即決策者。但我們不可能一個一個地研究決策者，所以提出了領導者的類型。閻學通表示，在一戰和二戰之前，有許多帝國主義的國家領導人，很多國家都有法西斯領導人。二戰後，有很多共產黨領導人。在20世紀60年代，有許多民族主義領導人。冷戰後，許多國家都有自由派領導人。而現在，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你會發現，即使在西方國家，政策制定者首先關注的是他們的政權安全，而不是國家安全，這是非常民粹主義的。所以，不確定性，成為當前全球政治的主要特徵之一，這主要是因為反全球化取代了全球化。反全球化意味著帶來更多的壞事，帶來更多的全球供應鏈的崩潰，帶來更多的經濟制裁和脫鈎、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閻學通表示，國際關係理論應該對不確定性進行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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