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关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会使得居民储蓄过高，抑制本应有的消费水平。200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39%，2021年达到64.72%。但是伴随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短板，使得城市居民各种预防性储蓄过高。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和养老更是供给不足，虽然新农合能夠解決一些感冒发烧等小疾病，但是面对大型手术，自费比重仍太高。农村新农保的养老金过低，基本还不足以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此外，大量农民工不愿或者无法进城，农村普遍依靠进城务工农民工的汇款来维持，这也使得农村储蓄率偏高，制约了农村消费潛力的释放。
第五，与资本市场不完善有关
我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不完善，使得人们在资本市场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甚至经常是负回报，使得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财产性收入较少。2022年，我国人均财产净收入3227元，仅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8.7%。大部分人只能被动将钱存于银行，但是利率较低，如果考虑不断上升的通胀问题，其回报率基本为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财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人只能投资房产，而不断上涨的房价以及由此推动的大量购房需求挤压了其他消费支出。
第六，2020年以来主要受疫情影响
一是疫情使得失业率和失业风险上升，阻断了之前的收入增长路径，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普遍下降，从而消费更加谨慎，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市场受疫情短期扰动比较明显。二是疫情使得人们难以找到合适消费场景。疫情使得人们缺乏足夠的消费场景，消费潛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受消费场景制约，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衣著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同比下降3.8%和5.0%。疫情也使得餐饮、旅遊、住宿、交通、文化、体育等类型的消费大幅度下降。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洪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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