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梅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澳大利亞人的這種“身份認同”，是一個“常說常新”的問題。
“澳大利亞的歷史、文化及政治制度，都是西方模式主導的。但與此同時，該國在地理上又接近亞洲，尤其是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澳大利亞在經濟上與亞洲的聯繫越發緊密。在東西方關係較融洽的時候，澳大利亞會處於一個比較‘舒服’的位置。但在中美整個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澳大利亞身份認知的困境就會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需要更大的勇氣才能頂住壓力，保持一個在東西方之間相對平衡的狀態。”
休伯爾對此更有深切的感受。她說，自己此前的遭遇原因在於，“澳大利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的驚人增長讓美國感到壓力倍增。美國的霸權正不斷被削弱。”
在休伯爾看來，“中國將成為世界秩序的更好管理者，所有國家都能從中受益”。中國的儒家思想強調良好道德品質的重要性，並以雙贏戰略促進多極世界的和諧。
“中國的政策是‘共同繁榮’，其言行是防禦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干涉其他國家，更不會推翻其他政權或剝削欠發達國家。而美國一直咄咄逼人，總是想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一個與自己無關的國家。看起來目前是西方在威脅中國，而不是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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