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別於其他歷史時期，未來15年間，北京市人口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隨著老齡化加速，高齡化也在加速，必須抓住“十四五”窗口期未雨綢繆。從年齡結構看，“十四五”時期北京市老年人口絕大多數為60-69歲低齡段（占55%以上），由於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和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隊列相繼步入老年期帶來的“分母效應”，高齡老年人口在全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會略有降低，使得老年人口年齡結構顯示出“中段增大、兩端減小”的態勢。但“十四五”時期後（特別是2030年以後），由於20世紀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隊列進入高齡期，高齡老年人口規模攀升勢頭愈加強勁。2035年前，北京市高齡人口將突破100萬人，叠加獨居、失能、失智等因素，由此帶來的對長期照護和對服務人才的影響是巨大的。
一方面，北京市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無疑將帶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智能硬件產品的應用，對全社會的勞動力供給產生一定的人工替代效應，轉而對勞動力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作為輔助技術，也會對養老服務人才需求產生一定的替代效應，並進一步提升養老服務行業的勞動效率，這對於緩解養老人才不足是有利的。但根據相關研究報告，養老護理員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較低，這也可理解為與人類感情交互越多的職業工種，被替代的可能性越低。
解決人口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的矛盾，推動人口結構優化與產業升級之間實現良性互動，要求必須實行更加靈活、韌性、富於彈性和包容的人力資源政策。實施“產業升級+人口優化”的發展路徑勢在必行，即通過科技創新帶動產業轉型，通過產業轉型吸引人才落戶，優化人才結構；同時通過養老托育政策和服務體系的完善，促進人才在地化融入，讓勞動年齡人口和各種人才留得住、引得來，讓老年人才繼續發揮作用、活力迸發；多措並舉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進一步支撐產業升級，從而形成“產業升級——人口優化”的良性循環。
人口高質量發展必須與科技創新有機統一
現有研究和既有實踐證實老齡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消極論”認為老齡化會阻礙科技進步。老齡化令整個社會人口年齡的中位數上移，老年人的創新精神和生產率呈下降趨勢，老年人的學習能力、風險承擔能力和學習動機都將減弱，不利於新興技術的使用與擴散，抑制具有創新與創業的企業家精神的湧現，並會導致技術溢出效應下降。另一方面，“積極論”則認為老齡化有利於科技創新。根據人口數量和質量替代理論，雖然家庭生育率存在下降趨勢，但子女受教育程度將獲得提升，因而會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人均預期壽命不斷提升，這將提升人力資本投資回報，居民將由此加強對家庭和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年齡的上升會通過“幹中學”來增加個體的工作經驗等，進而可提升其生產率。人口老齡化會為儲蓄和資本積累提供強激勵，而隨著物質資本積累上升，人口老齡化將引致“第二次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力成本上漲，也會誘導企業加大技術創新投入，使用資本與技術替代勞動，進而會促進偏向型技術進步。
無論如何，人力資本質量和生產要素禀賦結構是最為重要的中間變量和作用機制，也是關係到是否能將技術創新作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第一動力與戰略支撐的關鍵。如何削弱和化解人口老齡化對科技創新的負向效應，發揮和強化人口老齡化對科技創新的正向效應，是北京從中度老齡化社會過渡到重度老齡化社會進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議題。應探索如何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本投資、研發投入和技術應用，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鼓勵包括企業在內的各經濟主體對市場信號做出最優回應，並通過社會全方位的體制機制調整以引發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從而增強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科技創新能力。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全球創新要素的聚集地和全球創新網絡的樞紐型節點，當一個城市的科技創新活動的影響波及全球才能成為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而人口老齡化的全球化背景也為此提供了一定的機遇，應緊緊抓住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的時機，積極廣泛參與國際社會健康老齡化的全球行動計劃，加強政策交流、項目對接、技術合作、產業投資，促進國際交往中心優勢和功能的發揮，拓展老齡領域科技創新的全球影響力和輻射力，服務首都北京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戰略目標的實現。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黃石鬆（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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