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對服務貿易發展的需求日益加大。近年來，中部地區利用成本、區位優勢，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並在培育以光電子信息、新材料、裝備製造等方面形成初步優勢。總體看，以裝備製造為重點的製造業發展仍面臨質量提升的重大任務。2021年，中部地區裝備製造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收入的32.3%，低於全國平均水平5.8個百分點；收入利潤率為5.8%，低於東部地區0.5個百分點。加快構建以裝備製造為重點的先進製造業體系，重在推進生產性服務業與製造業的深度融合。估計到2025年，湖北、安徽、湖南等省份知識產權、計算機和通信服務等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比重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至40%以上。
作為中國糧食生產基地，服務於中國糧食安全，中部地區仍需要提升生產性服務業與農業融合水平。例如，2021年河南、安徽糧食總產量分別位居中國第二、第四，但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僅為60%-70%左右，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左右；河南蔬菜產量占全國的9.8%，位居全國第二，但70%以上果蔬未進行預冷就進入流通環節，損失率在25%-30%左右。強化糧食生產基地地位，需要以研發、物流、保鮮、冷凍等農業生產性服務貿易帶動農業生產效率的明顯提升。
三是依托數字經濟發展優勢促進服務貿易轉型發展。近年來，數字經濟已成為拉動中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2021年，中部六省中，除山西外其他省份數字經濟規模均超過1萬億元；其中，湖北省數字經濟增加值達到2.1萬億元，同比增長20%，居中部第一，占GDP比重達42%，對GDP增長貢獻率為61.25% 。目前的突出挑戰是，如何將數字經濟發展優勢有效轉化為數字貿易優勢。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口徑測算，2020年湖北省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易額為20.99億美元，占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為43.1%。這個數字，低於中國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低於全球平均水平21個百分點。到2025年，中部地區數字服務貿易占比要爭取提升至50%以上。這就需要在推進傳統貿易數字化轉型、促進優勢數字服務出口、探索數字貿易規則標準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四是抓住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機遇，形成中部地區高水平開放的新動力。今年6月2日，RCEP進入15個成員全面實施新階段。作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RCEP以共享發展為突出特點，並且正在釋放出重要的紅利。一方面，對於中部地區來說，其以製造業為重點的產業結構與東盟等區域具有相當高的互補性，合作空間大。例如，2022年全年，河南對RCEP成員國進出口總額為2552.2億元，同比增長15.9%，占河南外貿總額比重提升至29.9% 。另一方面，中部地區用好RCEP的空間還相當大。比如，根據現有公開數據初步測算，中部地區RCEP規則利用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2022年安徽出口企業RCEP規則利用率為3.35%，河南2023年一季度出口企業RCEP規則利用率為9.91%，江西為5.40%，湖北為1.13% 。相比之下，韓國對日本出口企業RCEP規則利用率（2023年一季度）達到50.6%。如果中部地區RCEP規則利用率能得到顯著提升，將給中部地區高水平開放帶來重要動力。為此，要充分利用中部地區自貿試驗區的作用，探索自貿試驗區政策與RCEP政策的叠加，形成叠加效應。
以制度型開放推進中部地區服務貿易發展
文章表示，首先，制度型開放是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的基本需求。與貨物貿易依賴於“邊境上”開放不同，服務貿易開放直接依賴於“邊境內”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與國際銜接，依賴於以公平競爭為重點的市場環境建設與制度創新。例如，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不僅要求對境外服務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於境內服務提供者，而且要求對其他成員經濟體相關人才的學歷、經歷和職業資格予以承認。推進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進程，不僅涉及服務業市場開放，更涉及相關資格、標準互認及配套的資金支付與市場環境建設等。
其次，強化服務貿易自由便利的制度安排。一是加快推進RCEP中製造業研發、管理咨詢、養老服務、專業設計等服務開放承諾盡快落地，並提前落實包括專業服務、計算機服務等中國在RCEP中的未來開放承諾；二是重點開展面向RCEP及中亞區域的裝備製造、智能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電子信息等優勢產業項下的服務出口，帶動標準、技術、研發等“走出去”；三是主動擴大研發設計、工業設計、咨詢、專業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進口，制定面向發達國家製造業技術人員“資格單向認可”制度；四是在知識產權、電子信息、物流運輸等領域採用國際標準，支持行業協會、企事業單位、檢測機構加強與RCEP成員國交流合作，共同開展國際標準研製。
再次，以差異化服務貿易開放探索實現中部地區自貿試驗區的戰略性提升。在盡快實行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基礎上，依托中部四個自貿試驗區的產業基礎和開放任務，積極開展服務貿易開放的差異化探索，在引領中部地區服務貿易開放進程的同時，為中國自貿試驗區戰略性提升提供實踐案例。例如，推動湖北自貿試驗區（特別是武漢片區）對標CPTPP積極開展發展技術轉讓、許可證貿易、技術咨詢及服務、成套設備引進等技術貿易開放的壓力測試；推動湖南自貿試驗區在進一步擴大教育、工程咨詢、會展、商務服務等領域的市場開放，率先落實RCEP相關鼓勵性義務；推動安徽自貿試驗區在人工智能、新型顯示、量子信息等領域的服務貿易開放，並對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開展跨境數據流動等領域的壓力測試等。
最後，以制度型開放帶動中部地區以創新為重點的制度性變革。2020年，中部地區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占比13%，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數量占比17.6%，本科院校占比25%；2022年，湖北光電器件占全國市場份額的60%，武漢光穀的光纖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5%。依托科技研發與產業發展基礎，中部地區有條件成為中國科技創新與應用創新的示範基地。這需要在補齊研發投入短板的基礎上，以制度型開放統籌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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