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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天大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田飛龍（中評社 陸文煜攝） |
中評社香港11月26日電（記者 陸文煜）“第八屆‘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討會”於11月23日在香港舉行。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天大研究院資深研究員田飛龍作演講時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更是香港承擔內地與世界互聯互通橋梁紐帶作用的制度信心來源。中央始終重視香港法治的鞏固和法治生態要素的培育優化。國際調解院是香港國際地位與優勢的全新增長點，香港應利用自身優勢，建設好國際調解院，為香港法律服務業開辟新空間。
田飛龍指出，當今世界秩序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俄烏衝突與巴以衝突暴露出聯合國安理會機制的重大漏洞，國際法院及國際刑事法院等國際司法機制也難以解決此類國際爭端，美西方單邊主義的霸權與制裁體系更是無法公正有效提供全球治理會公共品。同時，世果各地區的武裝衝突、領士糾紛、難民危機、地緣政治示盾、貿易保護主義與制裁/反制糾紛等層出不窮，現有的國際糾紛解決機制（包括 WTO）難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國際爭端解決需求。更有甚者，美西方主導的霸權體系及掌控的某些國際組織體系，對中國的和平發展造成嚴重損害。中國積極籌建新的國際紐織，增強在全球冶理苑疇的制度性作為，是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展開世界體系內涉外法治鬥爭與制度建設的戰略性動作是一種國家競爭與國際法治的思想自覺與實踐突破。
田飛龍表示，香港在籌備國際調解院方面具有三大獨特優勢。一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憲制秩序下的普通法司法制度，其司法獨立與法治享有極高的國際知名度和實際的制度運行能力，法治指數排名處於國際領先區間，具備籌備和運行國際調解院的主要條件和基礎性能力要素。二是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比較而言更容易被國際社會接受，這是除了香港本身的法律服務能力與法治地位之外，還與香港作為貫通中西的文化樞紐地位以及相對中立的國際大都市地位有關。存在國際爭端的爭議方對在香港進行有關調節和對話，在接受性上是最高的。三是香港既有的法學教育、法學服務業水平、外籍教官與外籍律師的有關政策安排以及香港特區政府承接和處理國際爭端業務的意願和能力，都是值得信任和期待的。關鍵是香港的法律專業性、法律人才國際性與中央政策的全力支持相結合，可以為國際調解院的成功運轉提供強大支撐，從而顯現出“一國兩制”在提升香港全球法律服務能力方面的新進展和新作為。
田飛龍談到，國際調解院是國際香港地位與優勢的全新增長點，是中國大國外交與負責任參與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貢獻。這一新型國際組織的落地對香港未來發展有五大影響：一是彌補香港在國際調解範疇的制度性和機構性不足，使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制度性服務能力進一步擴展，形成訴訟、仲裁、調解相結合與相互促進的健全法律服務體系。二是增強“一國兩制”下中國在香港的國際化參與和治理能力，利用好香港平台解決國際爭端，體現中國對聯合國憲章有關和平安全義務的制度性承擔。三是提升香港法律服務人才層次，增強香港在法學教育與調解專業人才培養方面的學術和職業影響力，將香港打造為全球調解服務中心。四是以國際調解院為典範，為中國及香港特區協同創制新的國際組織、領導締結新的國際公約以及堅持和凸顯和平發展核心價值觀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制度操作方案。五是在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及世界體系劇烈演變的條件下，國際調解的客觀性需求將極大增長，香港在國際調解院層面的開創性工作將為香港帶來高端服務業的新形態和新增長，也會帶來全球對香港地位及“一國兩制”的更好理解與認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