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平衡發展邏輯與安全邏輯的挑戰
在推進兩岸合作時，我們需要面臨的第二個重要挑戰是，如何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平衡好發展的邏輯與安全的邏輯。發展的邏輯，簡單來說，就是經濟績效至上，就是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潤。如果從發展的邏輯出發，大陸的生產體系可以為台資企業提供豐富的機遇；大陸的組織機構也能够為台灣人才提供多樣的空間。然而，在兩岸合作中，顯而易見的是，除了發展邏輯以外，安全邏輯同樣重要，甚至往往比發展邏輯更為重要。然而問題在於，安全邏輯會加強各個部門與各個層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行政避責”現象，使各類公共部門的管理人員為了規避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等各類風險采取保守的舉措，甚至出現“懶政”、“不作為”的現象。這一由政治因素導致的行政困境或將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或其他國有部門在經濟領域各類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在我們以往的調查過程中，很多台資企業都會反映不公平的市場競爭問題，常常指出他們很難被國有部門甚至某些大型民營企業接納的現象。誠如上文所述，這個經濟現象背後實質上還是政治問題。因此，在落實與推進《意見》的過程中，在各級各部門政策執行的過程中，如何平衡好不同邏輯帶來的激烈衝突，將是考驗地方與基層治理水平與治理能力的又一個重要挑戰。
（三）兩岸社會認知意識形態化的挑戰
在推進兩岸合作過程中，我們需要面對的第三個挑戰是，如何防止將兩岸社會認知中的差異，尤其是將兩岸青年認知之間的差異，被錯誤地建構成為意識形態的差異。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拜登政府在世界範圍內有意識地將中美關係簡單地界定為意識形態的競爭；從島內政治的角度來看，選舉與黨爭也讓意識形態成為國、民兩黨操縱選舉所使用的重要工具之一。所以，從國際輿論環境與島內政治環境來看，我們在糾正兩岸社會與青年認知方面的確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在認知方面的工作更加精細、更加准確。例如，我們需要更加深刻地認識青年問題，更加清晰地發現青年內部的差異。自“太陽花運動”以來，兩岸學界越來越重視對青年群體的研究。⑤這些研究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啓示就在於，青年群體背後反映的未必是基於認知的“代際政治”，也可能是基於利益的“階級政治”與“部門政治”。所以，如何針對不同群體的青年人，讓他們在兩岸發展過程中發現機遇并真正獲益，從相對剝奪感轉化成為相對獲得感，是調整青年認知工作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三、推進落實《意見》的初步思考
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意見》的各項內容為進一步推進兩岸融合發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機遇。如何深刻領會《意見》中的核心意涵并堅決落實《意見》中的各項要求，還需要直面各種挑戰，并積極尋求化解之道。在這方面，需要更加深入、細緻的研究，才能對各類問題提出更有針對性的建議。然而，在開展這些具體工作之前，亟需首先對工作組織與工作機制進行一些結構性的調整。
（一）建立高位推動的領導機制
近年來，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不同地方各自有了一個特殊的名字。例如，深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浙江是“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這些新“名稱”既包含了中央對地方發展的不同期待，更是中央為地方在全國發展中所指明的戰略定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意見》的出台不僅明確了福建省今後發展的核心任務，更為福建省指明了其獨特的戰略定位。因此，衹有建立高位的領導機制，才能够提高決策效率，降低協調成本，從而不折不扣地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意見》的主要內容。從中國特色的行政體制與各地經驗來看，省委、省政府可設立“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領導小組”，通過高位推動的領導機制進一步明確新路探索與示範區建設的路綫圖、任務書、時間表，并在組織內部著力構建新型的工作推進機制。
（二）建立大成集智的決策機制
需要看到的是，《意見》的出台，雖然為福建省明確了具體的發展定位與方向，但是其所涉內容極為豐富，涉及領域包羅萬象，對地方政府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外腦”在政策過程中發揮協助的功能。然而，大多數地方的智庫多以短期項目為主，研究內容分散，少有針對重大問題形成咨詢合力的機制與平台。因此，福建省有必要藉此落實《意見》的機會，從優化地方整體決策機制的戰略高度，重構與域內各類智庫的網絡關係，從而形成內外聯動、上下聯通的大成集智機制。當然，形成這樣的機制首先需要進行組織與平台建設。例如，或有必要通過校地共建的方式，依托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強大的研究基礎與行業號召力建立“兩岸融合發展新路與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研究中心”。通過這一中心平台，建立省內智庫聯盟，同時團結全國研究力量，為福建省落實《意見》充分發揮智庫的功能。這些功能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決策咨詢體系，即在充分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為貫徹落實《意見》提供決策建議；第二，工作評價體系，即在福建省內全域推進《意見》的過程中，建立融合發展評估指標，作為考察地方工作的參考；第三，成果轉化體系，可設立融合發展案例庫，為提煉福建經驗與示範樣板做充分準備。總之，作為一個專業性與社會性的單位，智庫在協助地方政府落實《意見》的工作中，有著巨大的合作空間以及豐富的合作方式，值得充分地思考并以足够的魄力加以推進。
（三）建立包容吸納的協商機制
雖然《意見》充分展示了大陸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導權與主動權，但是在落實融合發展的具體工作中依然需要充分瞭解台胞的訴求并依靠台胞的力量。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以下簡稱“台協會”）是大陸台胞相互連接與溝通的主要組織。然而，隨著台資企業在全球布局的調整以及在當地經濟地位的下降，不少地方台協會的“橋梁”與“紐帶”的作用都在日漸式微。同時，對於在大陸的台灣青年來說，台協會對他們也并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在與台胞建立溝通的過程中，不僅有必要重建台協會的協商功能，更要注重各類協商過程中代表性缺失的問題。
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黨中央、國務院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從政策制定的層面來看，大陸涉台公共政策體系已日趨完善。在中央政策供給的強力保障之下，未來還需要注意破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諸多挑戰。這些挑戰不僅產生於國際宏觀政治經濟形勢，也同大陸內部制度體系的諸多特徵緊密相關。要解決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創設新的平台，建立新的機制，更要提供充足的物質與人員保障。結合筆者研究團隊近年來的部分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二手資料，本文為落實《意見》提出了諸多尚不成熟的看法，未來亟待更深、更細、并且放眼長遠的研究。“路雖遠行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大力支持下，在兩岸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相信沒有什麼可以阻擋祖國統一的腳步。
註釋：
①鄭振清：涉台公共政策體系與兩岸融合發展——新時代推進國家統一的動力機制，《兩岸關係》，2021年第4期，9-11頁。
②唐樺、唐揚、陳超：常住大陸台胞社會融入的區域差異研究——基於長三角、珠三角、福建地區的比較分析，《閩台關係研究》，2020年第2期，70-83頁；陳超、唐樺、唐揚：地方政府競爭壓力、行業同質性與商會的政策參與空間：基於昆山與廈門的比較分析，《公共行政評論》，2021年第4期，64-82；陳超、張遂新、王瀚：社會關係種類、社會關係能力與社會融入——基於在陸台青調查數據的研究，《閩台關係研究》，2021年第2期，75-89。
③陳超、蒙克：全球化的時機與福利供給——基於中國東莞與昆山的比較分析，《開放時代》，2022年第6期，165-182頁。
④Chen, Ling. 2014. "Varieties of Global Capital and the Paradox of Local Upgrading in China." Politics & Society 42 (2): 223-252.
⑤陳超、蔡一村、張遂新：實用主義的過客——台灣青年在陸社會融入的指標建構與現狀評估，《台灣研究集刊》，2018年第1期，15-25；王瀚、張遂新、陳超：“好評”會帶來“好感”嗎？基於台灣青年的實證研究，《台灣研究集刊》，2018年第4期，20-30。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12月號，總第312期，P29-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