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對外開放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韌性，為中國式現代化保駕護航
文章介紹，一些發達經濟體堅持零和思維，借口“防風險”“保安全”，逆歷史潮流地組“小院高墻”，企圖脫鈎斷鏈，人為阻斷各國建立起來的相互依存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內在聯繫，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而發展中的中國卻始終堅持“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不開放就不會有發展，封閉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的正確方向，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維護開放、穩定、富有韌性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防止世界經濟落入“泛安全化陷阱”。
2023年11月，全球首個以供應鏈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在北京舉辦，來自全球55個國家和地區的515家中外企業和機構，集中展示智能汽車鏈、綠色農業鏈、清潔能源鏈、數字科技鏈、健康生活鏈等5大鏈條和供應鏈服務，展示了各鏈條上中下游關鍵環節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其中眾多世界500強企業和全球供應鏈體系龍頭企業亮相鏈博會，來自境外的參展商占比達26%，其中來自美國、歐洲的企業占外方參展商總數的36%。這是中國在連續舉辦六屆進口博覽會、十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以及先後舉辦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等基礎上，順應時代呼喚，創造出的一個促進各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韌性的國際化平台，也是彰顯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這些高檔次的國際博覽會、交易會，成為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深化綠色、數字、創新等領域互利合作的全球共享的公共產品平台，表明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以高水平對外開放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回擊脫鈎斷鏈、“小院高墻”、“去風險戰略”等“逆全球化”措施的決心和擔當。
世界經濟復甦艱難，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韌性和穩定，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鞏固和加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是各方的利益所系和迫切期盼，也是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關鍵。中國舉辦進博會、鏈博會、數博會，就是為了順應時代呼喚，創造一個促進各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的國際化平台。歷史和現實證明，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保持穩定時，世界各國就普遍受益，世界經濟就能穩步增長；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受到阻礙時，世界各國就普遍受損，世界經濟就開始蕭條衰落。中國既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合作的參與者、受益者，也是堅定的維護者、建設者和發展者。中國堅持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建設得更具韌性、更有效率、更富活力，為促進世界經濟復甦和全球發展繁榮作出了貢獻。
中國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一要構築安全穩定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保障中國自身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安全，持續為世界提供優質的中國製造、穩定的中國供給，從而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二要構築暢通高效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強全球互聯互通，讓要素更加便捷循環、有效配置，使中國能夠從國際市場上有效配置資源和要素，繼續高水平地推進“一帶一路”共建和高質量發展，加強在智能製造、數字經濟等領域創新合作，提升中國在智能製造、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力。三要構築開放包容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打破貿易保護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脫鈎斷鏈”對中國經濟的圍追堵截，營造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保障中國經濟更深層次地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積極參與綠色發展領域國際合作，努力促進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綠色低碳轉型。四要構築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積極推進同各國的產業、產能合作，使中國融入廣泛參與、優勢互補、共享紅利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之中，為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多便利、更好保障，並帶動發展中國家更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同時也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
實行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在全球經貿規則調整和重塑中提升話語權
文章強調，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要求，也是中國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打開國門，大量引進外資、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企業管理經驗，這種要素流動型的對外開放，有效促進了中國國內國際要素自由流動，提升了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更多的中國產品走向國際市場，使中國企業走向世界舞台與國際先進企業同台競爭。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的商品要素流動型對外開放遠遠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政策驅動型對外開放呼之欲出，以放寬審批權限、減免關稅企業所得稅等優惠政策，鼓勵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吸引外商和外資進入中國的各種開放政策紛紛出台，如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等相繼建立。這種政策驅動型的對外開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大市場，與世界經濟接軌。但是，商品要素流動型和政策驅動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兌現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不斷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邊境開放的舉措推動商品和要素流動，價值鏈對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的作用相對有限。
隨著國內人口紅利減少、勞動力成本上升、產業轉型以及消費結構升級，世界上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中國出台各種優惠政策，擴大招商引資力度，採取減稅免稅等雷同化、同質化的優惠政策，使得中國商品要素流動型開放、政策驅動型開放的效果逐漸衰減，於是，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深層次的制度型對外開放勢在必行。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進行戰略部署時明確強調，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制度型對外開放是以“刀刃向內”的政府職能轉變，優化營商環境，擴大市場准入，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實施放管服改革為特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為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提供支撐掃清體制機制障礙的開放。與政策驅動型開放相比，制度型開放更具基礎性、根本性和長期性，是一種脫胎換骨的內生性高水平對外開放。面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諸多挑戰，中國式現代化更需要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做支撐，中國的對外開放不能僅停留在放寬貨物和服務的市場准入限制、減免稅收、兩頭在外大出大進這種商品要素流動型、政策驅動型的對外開放層面，而更需要注重體制機制與國際慣例、國際規則全面接軌的開放。衹有制度型開放，才能使中國加快對標國際通行規則，讓中國經濟運行更加符合國際通行規則，營造出公平、開放、統一、高效、可預期的貿易自由和投資自由便利的市場環境，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保障。
商品和要素流動型的開放和政策驅動型的開放，是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主動選擇開放的行為和結果，為中國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這種開放，本質上尚屬於被動和跟隨式發展，我們在其中扮演的是發達國家主導的、更多反映發達國家利益訴求的國際經貿“遊戲規則”的接受者和遵守者的角色。中國以“被整合者”的身份融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儘管使中國在中低端層面實現規模快速擴張和一定程度的升級，但在邁向中高端進程中則會面臨著發達國家的封鎖和堵截，制約著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顯然，作為超大規模經濟體、超大規模市場的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不能始終停留在中低端水平和層次上，在規則上也不能再繼續成為被動接受者。因此，在全球經貿規則亟待大調整、大重塑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展現大國的使命和擔當，實施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在新一輪高標準全球經貿規則調整和重塑中提升話語權，為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物質技術基礎營造更優的國際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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