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傅高義同樣因時間原因未能出席頒獎儀式，發來獲獎感言的錄音。在2020年去世前，他保持著每日筆耕的工作習慣，案頭留下未完成的個人回憶錄仿佛是與同行們進行一場從未終止的對話，正如他在感言錄音中最後說道，與中國學者一起研究中國的改變——“不亦樂乎！再見啦！”
“內外之問”的新解
2018年中國學貢獻獎得主、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史景遷有感於利瑪竇的中國經歷，翻遍他的書信手稿，寫成《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一書。史景遷在書中記述，1585年利瑪竇覺悟要想真正進入中國人的世界，便不能保持局外旁觀者的身份。於是，他學習當地語言和禮俗民情，並與中國文士合作編纂詞典、翻譯儒家經典，從而拉開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的序幕。
在此次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上，蔔正民也多次提及“內與外”的思考。1975年，他到復旦大學留學時，未曾想到自己將在中國學領域耕耘半個世紀，更無法想象會獲得這份代表這一領域最高榮譽的終身成就獎。“一個基本事實：我不是中國人……我永遠無法像中國人那樣完全理解中國。”這是他與利瑪竇共有的一種焦慮，而改變則來自與復旦大學教授朱維錚的一次對話：朱維錚把中國比喻成一個房間，中國歷史學家坐在房間裡研究，海外學者在房間外研究，“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如醍醐灌頂般，蔔正民就此找到研究的方向與定位。
“中國學研究者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要面對‘外國人視角’的挑戰。”蔔正民的同代人、美國中國學家柯文也曾這樣說。文化塑造了群體的自我表達和行為方式，也可能造成不同群體之間的距離，由此產生刻板印象、矮化或神化對方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以西方標準去決定哪些中國故事具有價值的研究方法已逐漸動搖，年輕的柯文決心“深入中國，像中國人自己親歷歷史一樣……而不是關心西方人認為富有價值、自然而然，或符合常規的事物。”他把這種研究視角稱為“中國中心觀”。這一說法隨著他的論著《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的出版而風靡中外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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