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1日電／據南方日報報導，近些年來，各地宣稱要進行文化強省強市或大省大市建設，內容很豐富，繞不開的一個主題是：文獻與研究及普及的關係。有的偏重文獻，出版了不少大型文庫或文獻集成；有的偏重研究；有的則偏重普及。在筆者看來，文獻是前提，研究是基礎，普及固有必要，而次序不可顛倒，否則舍本逐末，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事倍功半，甚至災梨禍棗。當然如果能有文獻、研究與普及“三合一”的著作，敢情是好，然甚難得，今出黃國聲和李福標兩位教授積數年之功合著的《張維屏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可謂典範。
《年譜》征引文獻之精之富，在筆者寓目的新出年譜著作之中，可以說是無與倫比；其所征引，絕大部分為刻本和稿鈔本，其中張維屏的著述刻本21種，另有193種其他刻本和稿鈔本文獻，單這一方面，就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殊為難得。全書之所以能夠厚達600餘頁，又幾無一浮詞，即緣於此。這也與坊間的一些大部頭年譜或年編長篇有著質的區別。這裡就需要先討論一下年譜與年譜長編的關係問題。
在這方面，張旭東先生《徘徊應是念前賢》一文作了極佳的分析。他從《資治通鑒長編》與《資治通鑒》的關係入手分析，認為《長編》為《通鑒》之草稿，匆遽之間，力不能剪裁，心吝於删減，故以草稿存之，取不定之意。故先有《長編》，再有《通鑒》。而年譜長編乃因已有年譜，新材料陸續發現，在舊年譜基礎上編年而入，比排而成，篇幅往往溢出原年譜數倍，不僅年譜，幾成日譜，故稱長編。亦有前無年譜，一“出生”即是長編者，以其資料繁復，不似年譜，如《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者，則與通鑒長編同。編年事輯則正相反。乃原無年譜，又覺收羅疏略，僅大事具，而小事缺，或竟大事亦缺，不足稱年譜，故稱編年事輯。以待異日再集，先成輪廓。
以此相衡，則今之年譜，有的雖名曰“長編”，其實編年事輯都不如，因為常常借助E考據的便利，把能夠搜羅得到的材料胡亂地往裡塞，而一些年度的重要事項，卻又往往付之闕如。而《年譜》所有文獻材料，無不經過精心揀擇，且已經提煉出心得，也可謂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這突出體現在領起文獻的“概述”上。
比如1841年1月琦善與義律簽訂《穿鼻條約》正式宣布割讓香港，本是奉清廷之旨意，清廷卻又以其怯懦無能鎖拿解京，導致4月廣州戰事再起。對這段時間張維屏的生活和心理及其創作，作者有幾段精彩的概述：“寂居無那，又有《避囂》《村居》詩。南山素持和理外夷，毋開邊釁為宗旨。及將戰，兩廣總督祁土貢（合成一字）采陸殿邦、曾劍之議，以石填珠江航道禦敵，南山深感其無濟。詩中諷喻之意甚明。”
這種概述，已不是一般的文獻選擇和作品解讀，而是體現出深入的比較研究成果，須知作者稍後又指出：“廣州城陷，英軍肆虐。三元裡鄉民合力痛擊英兵。南山聞之感奮，慷慨同仇，為賦《三元裡》詩。是為南山名作。”但是，“英軍退後，南山憂憤仍莫能悉。有《越宴》四首，極言鴉片貽害之烈、賠款數額之重，寄望當軸預為綢繆，以防後患”。
這幾段概述，不啻是簡單地對所征引的張維屏詩作進行解讀，而是建立在知人論世的研究基礎上，呈現出張維屏對時局異於常人的清醒和洞察，也張揚了張維屏獨特的形象氣質：戰釁不可輕開，開必禍國殃民；既戰則須慷慨同仇，英勇赴敵，不吝禮贊；戰後尤須反思，以防後患。仕宦誠能有識如此，國運當可改觀；過去如此，今日亦然。
張旭東先生說，概言之，事輯、年譜、長編三者雖有不同，大抵應作傳記讀，即此數段，已可見譜主亦即傳主形象與精神——凡屬好的傳記，也莫不是文獻、研究與普及的良好統一。
從知人論世這一方面，我們固可以發現，大部分年譜也都會羅列每年發生的重大事件，有的甚至月日之下都不放過，但所列事件，與譜主本人有多少關係？在這方面，《年譜》置於每年篇首的要言不煩的“時事”，最見特色，也見創新，背後則反映了作者史材的熟稔及史識的高明，以及對譜主行事及其思想與性格特質的準確把握。
誠如世人對張維屏最深的印象可能來自他的名詩《三元裡》《三將軍歌》等，而其關涉的禁煙抗英也確實是整個晚清最重要的歷史主題。或因此之故，在每年的“時事”中，鴉片也始終是不絕的主題。筆者曾撰有《鴉片戰爭未了局》，討論鴉片戰爭之後，特別是國際廣泛開展禁煙運動之後，中國的鴉片進口和種植卻遠勝鴉片戰爭之前甚至鴉片貿易被迫“合法化”之後，為禍之源，實在是官府為烈。這方面，《張維屏先生年譜》的“時事”之中，也早有揭示。
其實《年譜》中這類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稍加掇拾，即可成一篇上佳的《鴉片戰爭淵源考》之類的論文，或一篇通俗版的《鴉片戰爭前傳》。但兩位作者似乎志不在此，數十年來，他們一直致力於古籍文獻的整理工作，安於為傳統學術研究及後續的文化普及做基礎性的貢獻。除這本年譜外，他們還合著有《陳澧先生年譜》，李福標教授則單獨出版有《清初丹霞天然年譜》。
其實，年譜著述的出版，也是廣東人民出版社近年來的重頭戲，筆者寓目的即有《康有為年譜》《梁鼎芬年譜》《黃遵憲年譜》《梁啟超年譜》《梁士詒年譜》《朱庸齋先生年譜》等。凡此都是大有益於廣東的學術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夯實工作，筆者久有撰文彰揚之意，今借《年譜》一並表而出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