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形成了最底層的國際分工格局，在中間層就有對應的全球貿易體系，在最上層就有對應的貨幣、金融交易需求。這意味著，當底層全球產業鏈發生重構，對應的商品交易網絡和金融交易網絡都會發生相應的系統變化，當然三層網絡之間的互動關係可能存在一個明顯的時滯或者慣性。
回到前文討論的問題，在經濟因素和地緣政治因素的共同推動下，全球產業鏈正在發生重構，此時東盟等經濟體作為中間緩衝地帶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發揮了橋樑的作用。東盟在其供給端（進口渠道）與中國、在其需求端（出口渠道）與美國的經貿聯繫同時增強。如果中國國內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保持良好勢頭，那麼中國與東盟之間有望實現錯位競爭、良性競爭的發展關係。隨著東盟經濟與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影響力將進一步在區域得到拓展，這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區域化的發展空間。
當然，由於中間國家在供給端增加了對中國依賴的同時，在需求端增加了對美國的依賴，人民幣和美元對中間國家的影響力可能同時表現出上升。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18年初的中美經貿摩擦之前，國際支付當中美元、人民幣的佔比分別為40%左右、1.7%左右，而到了2023年12月，兩者佔比分別上升到了47.5%、4.1%（見配圖）。其中人民幣佔比呈現出明顯的上升勢頭，拉升了2.4個百分點，而美元佔比則呈現出一定的波動性，但其上升幅度更大，達到了7.7個百分點。
這其中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干擾因素，比如美元金融周期、全球經濟周期、烏克蘭危機等等，但是全球產業鏈重構顯然是其中更具有趨勢性的長期影響因素。
三角貿易的潛在制約
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在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中間國家在需求端與美國等經濟體的關係將更為密切。特別是東盟這樣的國家，其在承接中國產業遷出的同時，在出口端與美國等經濟體的聯繫更為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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