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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握台灣民心民意變化,辯證處理好國家發展與國家統一的關係,強化反獨促統。 |
中評社╱題:台灣民心民意和社會力量演變態勢與影響 作者:唐永紅(廈門),經濟學博士、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暨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台灣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在近30年的逐漸演變過程中已發生結構性翻轉。這從基本面上決定了當前台灣各政黨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競爭力,進而注定了台灣的政治生態,也影響到台海局勢以及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民進黨已進入“政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具有長期執政台灣的可能性,并憑藉島內民意支持,藉機美國對華政策改變,勾連外部勢力,奉行敵對性的兩岸關係政策,日益嚴重地損害國家在領土、主權、安全、發展等層面的核心利益。當前的兩岸對抗態勢在延續中可能激化,台海隨時風起雲湧,甚至掀起驚濤駭浪。中國大陸有必要調整對台策略與政策,辯證處理國家發展與國家統一的關係,強化反“獨”促統,有效增進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
台灣2024選舉1月13日落幕,已執政兩屆近8年的民進黨的候選人賴清德以40.05%的得票率擊敗國民黨候選人侯友誼(33.49%)、民衆黨候選人柯文哲(26.46%)而勝選。民進黨即將開啓第三屆的執政之路,打破了台灣選舉政治中政黨最多連續執政兩屆的常態。這難免讓兩岸各界甚至國際社會頗感意外和好奇。選後關於台灣2024“大選”及其影響的討論鋪天蓋地,各執一詞。厘清決定勝選的主要根本性因素,對於中國大陸準確把握台灣政局與台海局勢走向,并相應制定適宜的對台策略與政策以推進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至關重要。
一、台灣民心民意與社會力量的主要態勢
台灣社會自1996年實現政治轉型,實行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情形下,勝選的唯一邏輯就是獲得相對多數的選票。因此,把握台灣民心民意與社會力量的態勢,乃是預測選舉結果、預見台灣政局走向的鑰匙,也關係到對兩岸關係、美台關係乃至中美關係的發展態勢的準確把握。正是基於這種把握,特別是對台灣民衆對各政黨的偏好變化的把握,筆者早在2016年台灣“大選”後接受香港中國評論通訊社采訪時就曾預言,4年後如果台灣的安全與經濟沒有出現明顯惡化,民進黨繼續執政將是大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有12年的執政機會。2020年“大選”後筆者接受中國評論通訊社采訪時再次預言:4年後如果台灣安全無虞、台灣民生經濟沒有明顯惡化、民進黨當局沒有繼續出現較大的貪腐與反民主反自由等不公不義問題,民進黨將繼續執政。2020年、2024年“大選”已經兌現,對2028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筆者仍作此預言。
筆者早在2014年台灣太陽花反服務貿易協議事件之後的民意調查中就發現,民進黨通過近30年的社會意識形態工作,已經徹底改變了台灣社會的民心民意(民進黨相較於國民黨已獲得了較多民衆的認可與支持;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的性質定位與發展取向方面的立場與主張,已獲得了多數民衆的認同與支持),徹底翻轉了台灣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結構,進入到“政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因而已具有長期執政台灣的可能性。
歷次內外部民意調查結果以及歷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中國、民兩黨的候選人得票率的此消彼長之變化,都顯示自1996年政治轉型以來,台灣的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在近30年的逐漸演變過程中已然發生了以下幾個攸關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走向的重大質變。
一是政黨力量方面。在“國退民進”的量變中,實現了從“國強民弱”到“國弱民強”的質變。長期藍綠惡鬥、政黨輪替但并未解決民生經濟問題,加之柯文哲貌似有維護台海和平、兩岸交流的能力,出現了討厭國、民兩黨的所謂白營與“柯P現象”,以致民衆黨應運而生,并在2024年“大選”中獲得26.46%的得票率、8席“立法委員”。相較於2020年僅有國、民兩黨參選,在三個政黨參加202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情形下,國、民兩黨得票率都顯著下降:國民黨得票率從38.61%下跌到33.49%,民進黨得票率從57.13%下跌到40.05%。
二是群衆基礎方面。在“藍消綠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藍大綠小”到“藍小綠大”的質變。實際上,除了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藍營政治勢力的支持者之外,民進黨的全部支持者、民衆黨的7成以上支持者與其餘未參與投票的民衆中的多數都是綠色的。本屆“立法委員”選舉中雖無一個政黨過半,但113席“立法委員”中仍有57席的過半席次(民進黨51席、民衆黨6席)是綠色的。民進黨執政近八年來,台灣社會的藍綠結構隨著人口的新陳代謝毫無疑問已進一步“藍消綠長”了。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近20多年來台灣經濟長期減速增長以致呈現“悶經濟”狀態(低增長、低薪資)、及同期台灣政黨惡鬥與輪替并未解決民生經濟問題的背景下,部分台灣庶民,特別是那些曾經歷過“錢淹腳目”時代的年長庶民開始覺醒,以致出現了厭惡藍綠惡鬥、超越藍綠政治企圖、訴求民生經濟的“韓流現象”。
三是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方面。在中國認同日漸疏離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認同“兩岸一國”到認同“一邊一國”的質變。2014年的內外部民意調查顯示,約67%的台灣民衆抱持“一邊一國”或者“一中一台”的國家認同;勉強認同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無論叫什麼國號)的不到15%。近10年來,隨著民進黨“去中國化”政策措施透過教育、輿論與政治體系持續推行,隨著台灣人口生老病死、新陳代謝,台灣民衆的中國認同必然進一步疏離。
四是統“獨”意願方面。在“統消‘獨’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追求統一”到“追求分裂”的質變。2014年的內外部民意調查都顯示,約8成台灣民衆希望維持現狀,但近6成民衆希望將來有機會“獨立”,贊成兩岸最終應統一的比例不到兩成。近10年來,在民進黨“去中國化”政策措施的持續推行下,隨著台灣人口不斷的新陳代謝,台灣民衆的統“獨”意願毫無疑問已經進一步“統消‘獨’長”了。
五是統“獨”力量方面。在“統消‘獨’長”的量變中實現了從“統大‘獨’小”到“統小‘獨’大”的質變。當前,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已經做大做強,愛國統一力量幾近消亡。甚至當前島內統派在台灣社會成了“過街老鼠”,特別是在民進黨綠營政治勢力的打壓下,統派在島內的生存與發展面臨日益嚴峻的困難。
與此同時,台灣社會經過長期的演變,大多希望台海和平、兩岸交流,進而台灣安全、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但“衹經不政”(願意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但拒絕統一甚至謀求分裂),以及希望承認“中華民國”存在、加入聯合國并拓展國際空間,要求大陸撤除飛彈、放棄武力,乃當前台灣社會不分藍綠的共同的核心訴求。
此外,經歷了政黨輪替但經濟發展持續減速的島內廣大庶民開始反思、覺醒,但多衹是“經濟覺醒”,尚未“政治覺醒”,尚未認識到中國大陸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中心、越來越接近世界經濟中心的形勢,台灣民生經濟搞不好的根本性原因就在於台灣當局搞不好兩岸關係而導致台灣經濟體被邊緣化,亟需整合利用包括中國大陸的全球化中心地帶的資源要素與市場需求來發展自己(台灣是一個資源要素與市場腹地十分有限的淺碟型小規模經濟體,其發展高度有賴於國際化甚至全球化的有效運作,以便整合利用島外特別是國際化與全球化中心地帶的資源要素與市場需求)。年輕世代,特別是還未工作的啃老族,在父輩提供的“小確幸”環境中尚未“經濟覺醒”;而已經參加工作的年輕世代,因并未經歷過 “錢淹腳目”的時代,而簡單地認為當前的“悶經濟”乃發達經濟體的常態。
二、台灣民心民意與社會力量態勢的成因
台灣的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質變,是由諸多因素長期綜合作用形成的。以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為例。當前台灣民衆特別是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疏離、統一意願微弱,既有客觀層面的因素,也有主觀層面的原因,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原因,但根源性問題在於近30年來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綠營政治勢力刻意運用台灣社會內部的基於“一邊一國”或“一中一台”定位并運作的政治、教育與輿論體系,利用各種機會與條件,不斷形塑“仇中”、“恐中”、“反中”、“台獨”分裂意識形態,從而不斷改變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的結果。所謂“天然獨”,實則是“人造獨”。
事實上,近30年來,在對民心民意的爭取、對意識形態的引領方面,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是堅持不懈、積極作為的;而自台灣開放“報禁”、“黨禁”之後,國民黨等藍營政治勢力在反對“台獨”分裂方面,長期近乎作壁上觀、無所無為;中國大陸方面除了開展相當有限的兩岸交流工作之外,也基本上沒有介入台灣社會內部各個系統去有效開展爭取民心民意的工作。結果,台灣民心民意的走向與社會力量的演變可想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的走向,內因在於台灣社會的政治體系、教育體系與輿論體系在兩岸關係性質上的定位及其運作的影響;兩岸交流衹是一個外因,需要藉助內因而發生作用。近30年來,台灣社會內部基於“一邊一國”或“一中一台”定位并運作的政治、教育與輿論體系,作為內因日復一日地影響著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的變化,形塑著台灣社會的意識形態,不僅不支撑兩岸交流這一外因以發揮反“獨”促統作用,甚至衝銷了兩岸交流對於增進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與統一意願的作用。
這也是中國大陸對台交流工作多年但成效不明顯的一個根源性因素。“交流”這個外因起正向作用的條件至今在島內不具備,因此,不宜誇大兩岸交流在國家統一中的作用,更難有水到渠成之效。當然,任何時候都要開展兩岸交流以爭取島內的民心民意,但還得有適當的交流方式與交流政策。反之,沒有堅持與貫徹“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與前提條件的交流政策,即“政經分離”的交流政策,不僅無助於爭取民心民意、反“獨”促統從而無助於為國家統一創造條件,在島內“去中國化”的背景下,反而客觀上助長了台灣民衆“政經取向分離”,淪落為助“獨”抑統,為國家統一設置障礙。
三、台灣民心民意與社會力量態勢的影響
台灣早已是一個實行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的自下而上的選舉社會。在台灣的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發生上述質變的背景下,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當前在兩岸關係性質定位及發展取向上獲得台灣多數民衆特別是年輕世代的認同與支持,已經進入“政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這就是為什麼在近幾次“大選”中民進黨總是尋找機會,主打基於“一邊一國”“一中一台”定位的“統獨牌”“主權牌”“抗中保台牌”,在不嚴重影響台灣的安全、經濟與民生的情形下每每奏效的根源所在。此次選舉,民進黨的選戰策略(例如誣稱大陸介入台灣選舉)及其結果依然如此。
事實上,台灣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的上述質變是近30年來逐步量變形成的,一旦形成,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之內的量變過程中就具有一定的質的穩定性,成為影響台灣選舉結果的主要內因。在此基礎上,一旦台灣外部環境出現有助於打“統獨牌”、“主權牌”、“抗中保台牌”的契機,民進黨就會抓住這些契機以贏得選舉。當然,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會變化,但從新的量變到新的質變需要較長時間,而變化的方向更取決於兩岸主要政黨在競爭改變台灣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的作為方面的有效性。
如上所述,台灣民心民意、意識形態與社會力量出現了上述質變,意味著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已經進入到“政治正確”的“政治收穫期”。平素不重視引領民意、選舉時為了選票而以所謂順應民意而“拿香跟拜”的藍營在野黨,短期要贏得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與執政權基本上是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除非在民進黨等綠營政治勢力執政下的台灣出現了嚴重的安全和民生經濟問題。事實上,當前國民黨、民衆黨等不僅各自沒有能力下架民進黨,而且因彼此理念不合與利益衝突,也無力合作下架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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