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俄烏衝突促使聯合國邊緣化問題日益突出
長期以來，聯合國在疫情防控、環境治理、消除貧困等公共問題治理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俄烏衝突的持續給聯合國促進人類共同福祉的永續發展計劃造成巨大阻礙，使得聯合國在傳統的全球性議題上發揮的作用被戰爭抵消。俄烏衝突導致烏克蘭的糧食出口受到限制，全球糧價大漲，嚴重依賴烏克蘭糧食進口的非洲國家存在的糧食分配不均與極端貧困的問題更為突出。〔13〕據聯合國的統計，受俄烏衝突影響，2022年全球饑餓人口攀升至7.35億，高於新冠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6.13億），且與聯合國開始實施永續發展項目的2015年的數值（7.77億）相去不遠。〔14〕此影響使聯合國多年來的努力付之一炬。
除了在消除貧困等基礎性議題的治理力度受到阻礙外，在外太空治理、網絡安全治理、極地治理等大國競爭白熱化的領域，聯合國發揮的作用十分微弱。俄烏衝突更是刺激了大國競爭的緊張局勢，進一步擠壓了聯合國在相關問題方面參與治理的空間。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俄羅斯引發戰爭為藉口，以俄烏衝突為契機，試圖放棄傳統的治理框架，排除俄羅斯等國在極地治理等方面的參與而另起爐竃，打造新的治理機構，并不時地提出徹底改造聯合國甚至於拋棄聯合國的論調。俄烏衝突凸顯了聯合國被邊緣化的趨勢。
二、俄烏衝突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不利影響
中國是全球治理的積極參與者，也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者。近十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為推動全球治理轉型、促進全球公益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固執地堅持西方文明一統天下的意識形態企圖，將中國視為“全面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不承認《聯合國憲章》的基礎和優先適用地位，并力圖在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之外建立“基於規則的秩序”來維護自身霸權地位、貶損聯合國的權威性。〔15〕俄烏衝突的持續遲滯了全球治理的升級轉型，并為美西方國家壓制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機會。具體而言，俄烏衝突對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向理想模式轉型升級產生了如下不利影響。
（一）中國構建包容性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合作機制受限
自2012年以來，中國致力於推動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明確指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必須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16〕習近平主席也指出，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把別人的發展視為威脅，把經濟相互依存視為風險，不會讓自己生活得更好、發展得更快。”〔17〕正是基於上述理念和構想，中國堅持推動“一帶一路”發展倡議，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深化經濟合作并擴大成員國範圍，為國際經濟金融融合聯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俄烏衝突加劇了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碎片化，也對中國推動發展中國家平等開展經濟合作、構建包容性經濟合作機制的路徑和空間產生限制。其消極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俄烏衝突使得我國走出去的路徑和面向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俄烏衝突進一步刺激歐美等國收緊國家安全審查等措施加大對我國科技製造業的封鎖，提高我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下簡稱CPTPP）等重要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門檻，烏克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度和廣度受到影響，“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也面臨新的挑戰。二是俄烏衝突促使國際貨幣格局產生變化，加劇了西方主導的金融貨幣政策體系與中國脫鈎的風險。俄烏衝突持續期間，美歐利用SWIFT對俄羅斯展開的激烈制裁，凸顯了西方國家將金融公共產品工具化的趨勢，引發的全球金融恐慌至今未息。中國防止金融制裁、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緊迫感前所未有。中國當前既要主動適應SWIFT的運行規則以強化合作，又要努力推動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系統的優化，在短期內承擔著維持平穩合作和改革創新的雙重壓力。當前趨於分裂的金融貨幣體系，既給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機遇，也使得中國在推進人民幣雙邊及多邊貿易互換政策制定、自由貿易及投資協定簽訂等方面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更為嚴峻的考驗，亟需創新中國和其他經濟體的金融合作機制。
（二）中國維護全球安全治理法治體系的立法供給不足
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以和平、法治方式推動全球安全治理，不斷為全球安全與和平做出重要貢獻。習近平主席在2022年4月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為破除“冷戰思維”和“陣營對抗”，推動各國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提出了系統的中國方案。
當前，大國博弈深刻影響著國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形勢，安全問題的國際立法難度加大。俄烏衝突爆發後，中國始終呼籲國際社會和俄烏雙方遵守公認的國際法，停火止戰，啓動和談。〔18〕但俄烏衝突刺激歐美國家進一步升級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加速構建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的“安全同盟體系”。中國當前在維護全球安全法治體系的過程中，面臨著國際社會立法供給不足、參與安全治理阻力加劇的困境。俄烏衝突引發的核擴散風險使得以《核不擴散條約》為基礎的國際核軍控和裁軍機制的有效性大為降低，美國執意以“基於規則的秩序”擴大核軍事領域聯盟，《核不擴散條約》審議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特定常規武器條約》等武力使用法無法及時有效地更新、完善，使得中國在化解核危機、推動核軍控和裁軍方面缺乏具備確定性、能够總體反映現實需求的法治平台。同時，美國利用俄烏衝突進一步推動北約東擴，整合“美日同盟”等傳統的盟友體系，挑戰聯合國安理會在制定國際安全規則方面的權威性，力圖使集團對抗取代機制合作，進一步剝奪中國自主、平等地參與全球安全立法的法治話語權。在周邊安全形勢惡化、大國軍備競賽升級的情況下，中國立足現行的國際法體系管控競爭、預防衝突、擴大合作的緊迫性前所未有，對公平正義的立法供給的需求性也前所未有。
（三）中國支持聯合國多邊系統改革的敏感領域擴大
儘管唱衰聯合國的聲音在國際社會一直存在，但聯合國為了提升其全球治理能力，強化其多邊主義的特徵，始終堅持推進系統化改革。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自上任以來就將系統改革聯合國作為其施政重點，在聯合國的管理體制、發展系統、和平與安全架構等方面均進行多層次的改革，不斷推動聯合國以更集中、更主動的方式進行全球治理。
俄烏衝突的持續刺激了美西方國家在全球治理中將聯合國邊緣化的野心，聯合國多邊系統改革的壓力加大，中國代表新興發展中國家推動聯合國改革進程的行動容易引發爭議，推動改革的敏感領域擴大。美西方國家以俄烏衝突引發的戰爭災難為藉口，在對俄羅斯進行輿論攻擊的過程中，進一步向國際社會渲染人權高於主權、和平與發展從屬於人權的論調。此類論調刻意忽視發展中國家尋求發展的核心訴求，實質上也將中國倡導和平發展理念視為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對抗，增加了國際社會在和平、發展、人權討論方面的緊張氣氛和敏感度。對中國的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發展系統改革、發展議程的資源投入以及優化發展供資責任等方面的主張和支持舉措往往容易成為爭議的焦點，導致改革主張難以決議，或改革措施遲滯緩慢；另一方面，在促進聯合國加強南北合作的過程中，中國在涉及和平、發展、人權關係方面的倡議屢屢受到美西方國家的攻擊，中國提出包括在聯合國平台上和平解決俄烏衝突等強化溝通合作的法律主張常常被西方國家歪曲解讀，導致中國在促進聯合國改革中的思想引領作用尚難以充分發揮。
三、中國的法治化應對與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
2024年是俄烏衝突局勢變化的關鍵之年。未來，俄烏衝突的停戰、談判、戰後經濟恢復、政治結構重建等問題很可能還會對全球治理產生重大影響。面對全球治理形勢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提高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著力增強規則制定能力、議程設置能力、輿論宣傳能力、統籌協調能力。”〔19〕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了以法治方式參與全球治理是實現我國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推動全球治理轉型的關鍵：“要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俄烏衝突的影響，中國當前實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應對措施。中國應著力將提升國際法治話語權作為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關鍵點，通過堅持以下法治化的思路和策略，在全球經濟、安全治理以及聯合國多邊系統改革中發揮制度性引領作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包括：“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等措施。〔20〕當前，中國已經深度參與了全球經濟金融合作，為維護多元化、法治化的國際金融秩序和經貿合作格局做出了重要貢獻。面對俄烏衝突對國際經濟合作的影響，中國應在繼續著力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和修改，構建具有廣泛包容性的國際金融合作機制。
中國應深化“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等其它區域經濟治理體系的金融合作與規則銜接，從制度和規則層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俄烏衝突在給“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等治理體系合作產生外部風險的同時，也為中國在新興金融領域的發展和法治話語權的提升帶來了新的契機。俄烏衝突導致的全球能源價格上漲和企業運營成本增加，提升了不少國家和企業推進綠色發展、數字化發展的需求。當前，國際社會在綠色金融、數據治理、金融科技等方面的規則尚不完善，中國在相關領域已經進行了一定階段的探索和總結，且基於“一帶一路”開展的金融合作具備吸引利益相關國家和區域組織的現實可能。中國應大力拓展新興金融領域的合作空間和規則銜接，主動開展相關領域規則協商談判。在不斷提高金融開放水平的基礎上，中國應探索建立境內離岸金融試點統一規則、統一標準，促進人民幣跨境流動，從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增強抵禦歐美國家金融制裁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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