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2020年美國大選前後，即10月30日和1月8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陸軍上將馬克.米利將軍，瞞著特朗普總統給中國軍方打了兩通電話，保證美國不會突然與中國開戰，或者攻擊中國，就算攻擊，米利也會提前告訴中方。
帶來麻煩和不確定性
三是前首席經濟顧問科恩曾在總統辦公室的書桌上看到一封他認為非常危險的信。這封信將使美國退出與韓國的一項重要貿易協定，但這可能會危害美國迅速監測朝鮮發射導彈的絕密國家安全項目。科恩害怕特朗普簽署這份文件，便將信“偷走了”。特朗普也沒有發現這封信函不見了。
以上並非特朗普時期的特例，而是美國歷史上常有之事。中東第四次戰爭期間，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闡明了蘇聯立場，並威脅蘇美如果不能達成共識，蘇聯將站在埃及一邊參戰。這樣重要的一封元首信函，基辛格在與國防部長、中央情報局局長和白宮辦公廳主任協商後，竟然決定不告知總統由他們自行處理，理由是尼克松受“水門事件”影響，狀態不佳，已經沒有能力處理了。
美國政治的非制度運作，使得特朗普個人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他對世界的影響或者損害也只停留在某種程度上，比如他任內想改善和俄羅斯的關係也沒有成功，他面對中國雖然外交經驗缺乏，但並不影響官僚體系強化對中國的遏制。
顯然，即使特朗普重新執政，由於內部官僚體系的自主性、他商人的特質都決定了其對世界的影響是有限度的。大國都能承受他帶來的衝擊，也都有耐心等待四年。對主要大國來講，既非重大機遇也非重大災難，而是一個麻煩、不確定性製造者。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