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建構的現代化“善治”格局
近現代以來，澳門作為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沿陣地，以中華傳統文化為根基，發展到各民族“兼容并包”“共榮共生共處”，這樣的文化特色下構建出澳門的現代化“善治”格局。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國際治理需求，國際社會從80年代末開始呼籲“善治”，表現形式為治理主體和模式的多元化、公平化、相互依賴化，發展到今天儼然成為了一種社會文明的範式理念。關於“善治”，并非是西方社會的提倡。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中就蘊含著豐富的 “善治”理念——仁政，并且自古以來就是社會主流的美好追求。〔22〕歷史證明，二軌路徑的存在讓多元文明、文化得以繁榮延續其實本源還是中華傳統儒家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的影響，也讓澳門的西方移民群體有了區別於海外殖民文化的“善治”認知，而今澳門社會的和諧穩定更是 “善治”格局得以構建的證明；并且這種格局的形成是由政府發揮主導作用，政府及各社會參與主體之間進行協商和合作，從而形成了三個層次的互動關係。首先是“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關係協調；其次是現代化治理視角下政府主導與社團高度自治的關係協調；最後是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主旨下政府、市場、社會團體的社會功能協調。三個層次間的互動擴大民衆有序參與澳門的“善治”格局。
四、澳門社會治理多元模式的可持續發展空間
觀察社會治理模式，筆者認為治理本身不是目的，能讓人類文明繁榮發展的模式才是研究的價值所在。澳門在治理格局上的歷史性抉擇保障了其文化的繁榮與興盛，且社會結構已和多元文化相互依存，成為了澳門社會治理的基礎存量和歷史印記。在“一國兩制”事業步入新發展階段之際，澳門社會治理在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也需要在現有的存量基礎上進行增量的探索：
一是增強“制度性”協調功能，拓展治理關係的橫向和縱深空間。當前，澳門在公共治理領域方面已形成政府、市場、社團相互分工的穩定格局。伴隨著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轉軌和社會發展的轉型，這一穩定格局如何維持下去，其中涉及的“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能公共組織”等相關主體要堅持在治理關係上的協調配合、緊密銜接，即處理好上文所提及的三個層次互動關係。有效防止社團間因利益、觀念不合形成的惡性競爭、分化、排他等行為，還要兼顧不同群族、新移民、新居民等利益訴求，從而不斷豐富澳門“社團社會”的定性描述，讓“善治”實踐行穩致遠。
二是優化社會服務功能，提升專業化、精細化、現代化水平。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變革，澳門在社會治理方面也迎來了服務功能轉型升級等挑戰。特別是從醫療、衛生、教育等領域看，依靠傳統的資源和技術已不能滿足與時俱進的時代需求。對此，澳門社會治理水平也要與時俱進，不能僅維穩“善治”基礎，也要積極促進社會制度的“新”，還要促進社會服務功能的“新”，以及管理人才的“新”，不斷提升現代化公共服務水平，豐富我國現代化治理路徑，增強社會公信力，健全社會保障功能。
三是提高資源的整合和互補功能，促進社團功能轉型升級，提高社會發展效率。澳門的社會工作服務來源目前分為官辦公營、官資民辦、民辦自營三種類型。在社團財政開支方面，澳門社團的財政來源依賴於政府資源的輸入。例如澳門基金會作為澳門最大的資助部門，2022 年批給社團運作項目款項就高達 22 億澳門元。〔23〕除了澳門基金會，旅游局、環境保護局等也有大量贊助社團的經費。許多傳統大型社團每年獲得撥款甚至超過千萬澳門元，因此社團對政府資助的依賴都比較大。考慮到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式且澳門單一的經濟結構，在提升治理經驗價值、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方面，為減少治理赤字，要提高資源的整合和互補功能。在不影響穩就業、惠民生的原則下，促進社團功能轉型升級，從而使治理環境更加穩定、公平、可持續。
四是堅持愛國愛澳的思想基礎，提升民衆的身份認同感，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愛國愛澳統一戰綫創新發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為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也為夯實地緣政治風險下社會治理的經濟基礎，構建更加公平、民主的社會秩序，澳門作為中國開放的窗口和橋梁，要繼續推進和團結廣大澳門群衆發揚愛國愛澳精神，堅定貫徹“愛國者治澳”原則，創新推進“一國兩制”新事業，維護澳門多元群族社會系統的繁榮，促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構建。
註釋：
〔1〕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23年10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10/1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3，引於2023年12月。
〔2〕de Tocqueville, Alexis,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 (tra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66, 50.
〔3〕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第280－281頁。
〔4〕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9頁、第99頁。
〔5〕周大鳴：《澳門模式：多元文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20年第2期。
〔6〕吳志良：《尋找澳門文化意義》，澳門：《澳門日報》，2006年，第103頁。
〔7〕有關回歸前的澳門治理模式、“縫隙效應”、社團功能 “擬政府化”等內容，可參見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其中1580-1640年期間葡萄牙被西班牙統治，但澳門仍然懸掛葡萄牙旗幟，西班牙沿用的也是葡萄牙的治理架構、任命澳門總督，所以一般仍被籠統認定為葡萄牙殖民管制期。
〔9〕參見吳志良、湯開建、 金國平：《 澳門編年史第一卷》，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43頁、第 350頁。
〔10〕尹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86-87頁。
〔11〕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 〔M〕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enjamim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ercio Macau-Manila nos seculos XVI a XIX 〔M〕 . Mu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4.
〔12〕參見時任澳門總督的馬沙多所言“澳門作為殖民地，無需因為解決雞毛蒜皮的小事和輕而易舉的措施而要葡國事先同意甚至干預”。 載álvaro de Mello Machado，Coisas de Macau(《澳門事務》)，Lisboa, Livraria Ferreira, 1913, 56-60.
〔13〕 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頁。
〔14〕霍志釗：《澳門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從“單一”到“多元混融”的變遷趨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頁。
〔15〕新華網：《澳門最大“居委會”管什麼？》，2016年1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4/c_128625851.htm
〔16〕參見T.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Curtius, 1912.
〔17〕參見馬克思·韋伯1895年“弗萊堡演講”。其從民族性出發分析德國容克莊園體制。載Weber, Max. Roman Agrarian History in Its Relation to Roman Public & Civil Law. Regina Books, 2008, 172．
〔18〕參見婁勝華：《消逝與新生：澳門民間結社的變遷及其綫索》，載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三册），澳門基金會，2008年。
〔19〕資料來源：澳門印務局，https://www.io.gov.mo/cn/entities/assoc，引於2023年12月。
〔20〕參見Lyman, Stanford M. The race relations cycle of Robert E. Park.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68, 11.1: 16-22.
〔21〕參見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and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22〕道家認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所謂“正善治”就是政善治。此概念被儒家吸納并發揚光大，在君與民的關係中強調“為政以德”，即為“仁政”。
〔23〕數據來源：《澳門基金會年度活動報告2022》，2022年12月， https://www.fmac.org.mo/annual/2022/，引於2023年12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6月號，總第318期，P63-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