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概念史受到的質疑，科塞雷克的弟子、比勒菲爾德大學教授斯坦梅茨提出應該將視線下移到十九世紀末以降的“高度現代性”的時代，同時加強對概念與反概念、相鄰概念、語言表達和隱喻等的研究。有鑒於概念史雖然描述了語義變化而缺乏有效的解釋力，他在《歷史語義學：理論問題與研究實踐》一文中認為，歷史語義學有必要來一次“經驗性轉向”，展開微觀層面的歷時性研究。在他看來，語義學的核心問題是語言和語言之外“現實”之間的關係，也即如何將語言之外的“現實”和過往由語言形成的“事實”概念化。借用盧曼關於語義的定義——暫時穩定的言說和書寫方式，語義可以制度化和儀式化。如此一來，關於語義學的定義多少都與“社會結構”有關。事實上，與社會結構一樣，語義由個人行為（語言行為）構成，對行為者既是約束也是動力，歷史語義學或歷史話語需要建立一種解釋語義變化的模型，進一步追問語義何以產生、消失以及不斷變化。
但是，即使在方法上趨近了，仍有不可逾越的歷史和文化溝壑——不同語言之間概念的“可譯性”或“互譯性”問題。在歐洲語言中也存在如何翻譯的難題。以色列歷史學家範妮亞·奧茲－扎爾茨貝格爾研究18世紀末蘇格蘭道德哲學的德文翻譯後，發現譯者用德文Staat（國家）翻譯英文Community（共同體）、Polity（整體）和Nation（民族），致使後者失去了在蘇格蘭文本中蘊含的古典共和主義的意味，更為糟糕的是，顛覆了蘇格蘭文本內涵的批判性。斯坦梅茨回憶20世紀80年代末在比勒費爾德大學參加科卡和韋勒領導的重大研究項目——從比較角度探討現代和當代歐洲的Bürgertum（資產階級、市民階層），最後他們發現以幾乎無法翻譯的Bürgertum作為研究出發點的錯誤，因為以這種方式開始研究，一開始就預示著存在德國“特有之路”（Sonderweg）。
上述發生在歐洲的翻譯問題，在意欲研究19世紀以來的近代新名詞和概念的東亞同樣存在。在科塞雷克訪問日本二十餘年後，中國、韓國和日本興起了概念史研究。這些地區同屬漢字文化圈，漢字對譯西語為比較概念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範本。就中國而言，在討論由詞語和概念建構的近代時，既要關注漢字譯詞與西文的關係，還要兼顧來自日本的影響，由日本轉譯的多是由具有豐富漢學知識的學者提出的，之所以為晚清知識人廣泛接受，乃是因為彼此在語言文化上有著互通之處。無疑，漢字概念與西文概念不可能完全對等，即使同樣使用漢字概念的中日韓之間也存在巨大的差異，比如西文的Gentry，在中文被視作士紳，日文為“大百姓”，韓文是“兩班”，細究起來，它們之間存在不可互譯性，語義表現為一種社會結構，各自對應的社會結構各不相同。更不必說，翻譯概念在達成譯詞的標準化和廣泛使用過程中，與政治、社會之間產生的互動和互相再造的關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