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香港“一國兩制”的話語建構困境
總體來看，近年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持續增強，為全球治理和國際合作注入了新的動力，近40年來香港“一國兩制”官方話語體系的變遷正是中國話語權建構發展的一個例證與縮影。一方面，中國依托經濟實力的持續提升和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廣泛影響，在話語場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另一方面，通過拓展新聞媒體業務和文化活動交流，中國的國際輿論影響力不斷增強。與此同時，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建構也具有多層次和複雜性，這揭示出當前香港“一國兩制”話語實踐面臨的多維困境。具體來說，一是中國的話語權建設起步較晚、受制於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輿論等客觀因素限制，二是由於中國的話語供給、話語認同、話語分離和話語傳播等內生性問題依舊需要理順。
基於此，本研究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在話語建構上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香港社會身份認知偏差、香港特殊輿論場環境和美西方干預主義漸行等內生性和外源性困境。
1. 歷史溯源：後殖民主義文化殘存
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香港島給英國，港英政府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歷史形塑英國殖民者和香港被殖民者在本體論層面的“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這種作為話語的“東方主義”邏輯的根本目的在於剝奪殖民地話語權，使其喪失文化主體性，最終淪為殖民國家的附屬品〔11〕。自開埠以來，港英政府在政治體制、經濟貿易、社交規範等領域借助文本範式和話語標準重新定義、編碼和生產香港社會文化知識，肢解香港主體意識，重構香港族群與人種結構。例如，自20世紀20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步建立起“英國人-華人精英-普通香港華人”的階層等級歧視權力體系，部分華人社會精英或精英團體被英政府鼓勵召集參與行政決策，形成了“行政吸納政治”〔12〕的港英政府與華人精英共治局面。憑藉政治優勢，以匯豐、太古等英資集團為代表的外資企業規模迅速擴大，逐漸掌握香港經濟命脈。憑藉利好的國際環境和移民華人的資金與經驗，客觀上拉動香港經濟騰飛。港英政府通過建構“中國人”（包括香港的中國人）即野蠻、落後、需要教化的“他者”形象施行“去中國化”政策，間接打造自身民主、進步的“文明引導者”角色。香港成為西方文化邏輯自我指涉的系統，所有中國意象、民族符號和本土敘事的輸入與輸出都要經過“英國標準”的篩選與重組，“小英國人”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的“後殖民”心理結構將國家、民族與歷史從香港意識形態結構中抽離，加深一些香港人與母國之間的認知隔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