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軟件業務出口增速實現由負轉正。“這主要得益於三方面因素。”趙剛分析,一是為獲得增量市場機會,一批軟件企業積極拓展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市場,帶動軟件產品技術出口增長。二是抖音、阿里等平台企業,加大力度拓展海外市場,帶動相關數字服務貿易出口增長。三是人工智能大模型企業積極拓展海外應用場景,帶動大模型相關產品和服務出口提升。
蒲鬆濤認為,主要因素在於軟件外包服務出口增長拉動。從需求端看,全球數字化需求不斷釋放,打開軟件企業數字服務新空間。從供給端看,隨著國內軟件應用持續深化,軟件企業研發、實施與交付水平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有所提升。從政策端看,我國持續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經貿合作,著力推動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為軟件服務出口提供有力政策支持。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我國軟件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海外市場拓展,有效提升了軟件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實現了出口收入的由負轉正。”魏代森說。
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加快發展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抓緊打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供應鏈,健全強化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醫療裝備、儀器儀表、基礎軟件、工業軟件、先進材料等重點產業鏈發展體制機制,全鏈條推進技術攻關、成果應用。
為何強調發展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蒲鬆濤表示,基礎軟件是數字經濟的關鍵基礎設施,其發展水平關乎國家安全、產業安全。工業軟件作為工業製造的大腦和神經,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製造強國的關鍵支撐工具。近年來,儘管基礎軟件、工業軟件領域創新成果豐碩,但由於產業發展起步晚、對外依存度較高等因素,目前仍面臨供給短板明顯、需求牽引乏力、生態體系不完備等突出問題,長期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
“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是軟件業高質量發展的根基,也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重要支撐。”趙剛坦言,當前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總體技術水平不高,高端產品供給能力不足,行業應用推廣不足等問題依然存在,人工智能操作系統、電子設計自動化、複雜工業分析等高端基礎軟件和工業軟件仍存在“卡脖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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