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5000年文明史表明，國家和地區興衰有其歷史規律。根據世界歷史的興衰規律可知：一個大國的鼎盛一般不超過100年；一個大國的續存一般不超過300年。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其將人類工商文明帶到了頂峰；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各個角落；18世紀是荷蘭的世紀，資本主義貿易模式開始興盛并傳播，成為工商時代經濟運行的主要方式；17世紀是西班牙的世紀，無敵艦隊橫行海洋，四處掠奪財富為所欲為；16世紀是葡萄牙海權開啓和西方文明興起的時代；15世紀是突厥人的時代，奧斯曼帝國崛起，稱霸西亞；14世紀是明朝興盛及隨後鄭和下西洋的時代，將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到西方。從明朝往前推700年，是公元7世紀唐朝把中華文明帶向鼎盛的時代，讓中華文明遠播海外；從唐朝再往前推700年，是公元前後漢朝創造中華文明繁榮的時代，奠定了漢文化的基礎；從漢朝再往前推700年，是2800年前西周時期中華文明一度興盛的時代，衆多思想家由此誕生；從周朝再往前推700年，是3500前殷商時期中華文明形成的時代，甲骨文就是最好的印證；從商朝再往前推700年，是4200年前夏禹時期中華文明啓蒙的時代，諸侯分封制開始推行；從夏禹再往前推700年，是5000年前炎黃時期中華文明發端的時代，華夏民族開始融合發展。中華文明曾經歷過七個輪回的大繁榮，能否在21世紀中葉迎來第八次大繁榮，順利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達成和平崛起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那還要看中國人的智慧。
為什麼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國家？為什麼5000年來中華文明非但沒有中斷反而不斷創造出新的輝煌呢？這主要是因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處於北緯30度至40度之間，這是最適合人類生存、繁衍、發展和繁榮的地帶，也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集中地。從6000年前到1500年前（公元5世紀）的歷史長河中，人類主要生活在這一緯度的地區，因為古代技術的限制，越往北走，越屬於苦寒地帶，就越不適合人類從事全天候的勞動，生產效率就越低；往南走則屬於炎熱地帶，也不適合人類從事複雜的勞動，衹能從事簡單的勞動，生產效率也不高。緯度決定了溫度，溫度決定了環境的舒適度，環境的舒適度又決定了人的勤勞程度，人的勤勞程度最終決定了人的才智。中國之所以能够成為“世界工廠”和“基建狂魔”，不僅因為具有龐大的勞動力供應量和相對廉價的勞動成本，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這個緯度的中國人勤勞勇敢、刻苦耐勞、聰明能幹，從而產生極高的生產效率。縱觀歷史，四大文明古國也是出現在這個緯度。然而，其他三大文明古國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都出現了文明中斷，衹有中華文明得以一脈相承，其中緣由需要從多維的視角來認識。
四、以多維的視角認識世界之變：文明碰撞危機四伏，利益衝突矛盾加劇
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湧現出不同類型的文明。從現存文明的人口規模及其傳播影響的地域廣度來看，大致可分為四大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是現存文明中歷史最悠久的文明，由於其處於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中，5000年來一脈相傳，演化進路從未中斷，成為東亞大陸板塊文明的主導者，形成了漢文化圈，包括日本群島、朝鮮半島、中南半島等；印度文明是現存文明中歷史第二悠久的文明，3500年來斷斷續續，演化進路時有中斷，不時有新的主人入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但其憑藉人口優勢，最終成為南亞次大陸板塊文明的主導者；基督教文明自公元元年誕生以來，經歷過1500年的中世紀黑暗期，最終通過文藝復興、思想啓蒙、工業革命、技術發明等一系列運動，逐步演化成世界文明的主流，同時也是歐洲、美洲大陸板塊文明的主導者；伊斯蘭文明作為現存四大文明中最年輕和深具活力的文明，經過1400年的演化進路，通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不斷洗禮，逐漸成為西亞、中亞和北非板塊文明的主導者。上述四大文明相互交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既有矛盾和衝突，又有合作和融合，共同譜寫人類文明篇章。中國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主張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倡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1996年美國學者亨廷頓出版《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系統提出“文明衝突論”，其“九分法”就是將世界文明分為九大文明，除了將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單列外，又將中華文明派生出佛教文明、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等三大文明，將基督教文明派生出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四大文明，其主要代表觀點是冷戰結束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的差異。這種觀點與中國主張的文明多樣、文明共存、文明互鑒、文明交流是相左的，更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相違背，中國當然無法苟同。
當今世界這麼多問題、矛盾、衝突甚至戰爭，爭的是什麼？難道是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民主價值和自由精神”嗎？那衹是一個“神主牌”和工具而已，究其根源還是利益的爭奪。人、企業和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須按照規則進行。古人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因此，公權力部門的責任是制定、維護規則和秩序，謀求社會公共福祉，守住“洛克文明”的三大底綫：生命、財產、自由。當各種恐怖主義肆意剝奪人的生命時，當人的財富被他人隨意剝奪時，當自由受到限制并成為一種奢望時，當講信用、守合同的契約精神不再時，這個世界的規則和秩序就需要重新建構。
縱觀歷史，人類對利益爭奪已從過去的地域控制權轉向現在的貨幣控制權，未來將轉向數據的控制權。在游牧文明和農耕文明時期，人們對利益的爭奪主要表現在對土地的爭奪，誰控制土地越多，誰就控制人口、資源、財富越多；到了海洋文明時代，利益的爭奪從陸地延伸到海洋，誰控制了海上運輸，誰就控制了世界貿易，從而控制了資源和財富的再分配。上述三個時期都是傳統經濟時代對自然空間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利益爭奪的型態又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殖民地人民的覺醒、反抗和獨立解放運動的開展，主要霸權國家不得不逐步放棄對殖民地的爭奪，從自然空間轉向貨幣主導權，運用貨幣政策的調整收割全世界的勞動成果，通過金融霸權來掠奪全球財富。隨著美元從普通支付、結算、儲備、投資工具變成惡劣的政治訛詐手段，美元霸權正反噬美國，越來越多國家試圖擺脫美元的統治地位，構建一個多種國際貨幣共存的世界，加上數字貨幣的廣泛使用，未來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空間的爭奪將成為利益爭奪的主戰場。誰控制了關鍵技術，誰就控制了數據後台，從而控制了金融財富。誰的科學技術領先世界，誰就能傲視獨步全球。
五、用客觀的態度解讀秩序之變：國際秩序重新構建，大國博弈陷阱重重
當今國際形勢風雲變幻，大國博弈日益激烈，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級，各種戰略陷阱機關重重，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正是強敵環伺的複雜局面，因而決定了中國溫和、謹慎而堅定的外交政策，這是中國應對百年變局的基本方針。但無論如何韜光養晦，中國的崛起，必然引起現有世界霸主的忌憚。根據薩繆爾森陷阱理論，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雖然會把技術進步變為雙方收益，但一國生產率提高不僅帶來自身收益，而且通過減少兩國間本來可能共同賺取的收益而傷害到另一國家，因而中美經濟往來收益不斷遞減。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崛起將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格局，使陸權重新崛起，海權走向式微，促進世界經濟發展重心重回“世界島”上。現有的海洋霸主美國不在“世界島”上，自然要千方百計地攪亂“世界島”，延緩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趨勢。於是，“墊背陷阱”理論出籠，即依據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動態失衡理論，以美國在地緣、軍事、美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製造各種機會，通過國際危機乃至局部戰爭，轉移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矛盾，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破壞性溢出的“墊背效應”，讓美國“再次偉大”。
在全球矛盾和衝突不斷發生的大變局中，大國博弈會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據這一理論，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既有的統治霸主，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來告終，以中文解釋為“一山不容二虎”。由於人類製造的核武器足以毀滅全球，大國的核衝突和大規模的軍事戰爭或許可以避免，但是，以經濟戰為主的、包括地區局部軍事衝突的混合型戰爭已經拉開了序幕。中美爭端的本質是大國存量的博弈，也是生存權的爭奪，美國要保障其超級福利與中國爭取美好生活的矛盾一時難以調和。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揚言，如果讓中國人都能過上美國人這樣生活的話，那美國人衹能去吃草。所以，美國最大的共識就是把中國當作頭號對手，“遏制中國”政策是美國朝野的共識，中國成了美國所有問題的替罪羊，是其管控分歧、凝聚民心的唯一對象。
美國“圍堵中國”的“超限戰”有十大招數：表現在貿易戰方面，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加徵關稅，增加中國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迫使在中國的生產基地轉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國家和地區，如越南、印度等，從而打擊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表現在技術戰方面，就是對中國高科技產業斷網、斷供、斷貨、斷芯，技術封鎖，另立全球技術貿易體系，將中國排除在外，把中國推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現在金融戰方面，就是阻止人民幣走向國際化，通過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冷熱循環機制或潮汐政策引導全球資本流動，以貨幣戰來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表現在石油戰方面，就是控制能源的來源和海上運輸通路，尤其是馬六甲海峽，危害中國的能源安全；表現在糧食戰方面，就是以有爭議的轉基因作物控制重要糧種，如大豆、玉米等；表現在健康戰方面，就是通過對疫苗、藥物的控制，阻礙全人類戰勝疫情，然後在所謂“病毒溯源”問題上“甩鍋”給中國；表現在環境戰方面，就是通過有害的生物制劑破壞生態環境，造成使用國的地力下降，產糧能力減弱，然後不得不依賴其糧食供應，將口糧權渡讓給他國；表現在媒體戰方面，就是通過電影、文化、互聯網等話語權的控制，掌握輿論權和道德制高點，以此隨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抹黑中國；表現在網絡戰方面，就是通過黑客攻擊網絡，癱瘓和控制系統。如果前九招不能奏效的話，最後一招就是進行局部的軍事戰，即引發地區軍事衝突。從大國博弈的戰略層面來看，俄烏衝突其實是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而巴以衝突其實是大國的戰略突圍，未來可能的台海衝突則是中美之間的戰略攤牌或最後一場決定性較量。
美國作家羅伯特·阿特在其所著的《美國大戰略》中，提出八大戰略來維護美國的霸權。③首先是確保全球霸權。冷戰結束後，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獨霸全球，為所欲為，對於違逆美國的政權動輒推翻，讓全世界對其俯首稱臣。這一獨霸局面維持了近20年，但自21世紀以來卻日益難以為繼。儘管美國依然還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科技實力和文化實力，但是其財政能力逐漸力不從心，年財政赤字突破3萬億美元，國債纍計超過35萬億美元，所以其戰略不得不轉向全球集體安全，由美國出力、盟國出錢，共同分擔責任。但美國作為“盟主”也難以確保其利益得到全面安全的保障，所以又不得不轉向地區集體安全戰略，重點控制地區包括北美洲、歐洲、日本、朝鮮半島、馬六甲海峽、波斯灣產油區等勢力範圍。對於追隨美國、甘當棋子的國家采取合作安全戰略；對於不願追隨美國、不太聽話的國家采取遏制政策；對於特別不聽話的國家，將其定為“流氓國家”，在抹黑的同時，對其進行極限制裁；對於熱點問題、關鍵問題采取選擇性干預，以孤立主義或單邊主義我行我素。
對於中國這個超體量的大國，美國既然沒有絕對勝算的把握，就不得不采取離岸平衡戰略，即鼓勵其它國家帶頭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國，如中國東邊的日、韓，西邊的印度，南邊的菲律賓、越南，北邊的蒙古等國家就甘為美國所用。美國則在後面煽風點火，製造矛盾的焦點和衝突的籌碼，在必要時才間接介入，主導亂局。美國對華戰略要點并不是要放棄世界超級霸主的地位，而是要節制美國的力量來應對其長遠的威脅，解決其重要的現實問題，即美國利益優先，維持西半球的統治地位。
美國這一帝國的“木桶”，其短板（主要指財力）越來越弱。根據新木桶原理，一衹木桶能裝多少水取決於三方面因素：（1）每一塊木板的長度，最短的木板決定盛水量；（2）木板與木板之間的結合緊密度；（3）桶底的好壞程度。而“帝國木桶”一般有工業、科技、金融、軍事、文化五大板塊。當年荷蘭抽走了西班牙的金融板塊，導致西班牙霸權的失落；美國抽走了英國的工業板塊，取代“日不落帝國”的霸權；後又抽走了蘇聯的文化板塊，導致蘇聯解體。如今美國自己又短缺了工業板塊，導致財政赤字，入不敷出，盲目擴張反噬美元霸權地位。
在全球權力轉移的過程中，世界會否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④金德爾伯格認為，如果新興的大國崛起後，不能承擔起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進而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如一戰後、二戰前的世界正是如此。所謂國際公共產品，是具有很強國際性、外部性的資源、服務、政策體制等，像是自由開放的貿易體系（如WTO）、穩定高效的金融市場、防止衝突與戰爭的安全機制等。大國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負有更大的責任，而全球化曾是美國主導的最主要的國際公共產品。但是，如今美國因財政能力下降，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能力和意願隨之下降，不得不強調美國優先，由自由主義、多邊主義走回國家干預主義、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帶動下，西方國家大多走向逆全球化，不斷破壞和摧毀原有的國際貿易秩序，甚至動搖了西方500年文明賴以存在的兩大主要根基，即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講信用、守合同的契約精神，從而使其規則和價值觀日漸凋敝，凸顯其信心的衰落。
中國目前有能力輸出一定的利益，但無足够的能力輸出安全、秩序和規則，還沒有主導世界走勢的能力，衹能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將自身的發展利益變成與世界各國，尤其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共同進步的機遇，以此盡顯大國的責任擔當。一方面，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提供中國版的國際公共產品，作為繼WTO之後升級版或2.0版的全球化戰略，以開創中國新陸權，建立由中國主導的、涵蓋“世界島”甚至東半球的經貿合作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另一方面，通過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激發市場潛力，發揮市場機制，以新“三駕馬車”，即科技、金融、文化，與老“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貿易，共同拉動以內需大循環為主的高效的“雙循環”。中國還要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共同發展，倡導世界各國共同建設五個世界：堅持對話協商，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推動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推動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推動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
注釋：
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政府網，2022年10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美] 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廣東外國語學院美英問題研究室翻譯組譯，海南出版社2004年。
③[美]羅伯特·阿特(Robert J.Art)：《美國大戰略》，郭樹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④[美]金德爾伯格：《瘋狂、驚恐與崩潰：金融危機史》，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11月號，總第323期，P81-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