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5日電／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0月3日發表題為《中國必須堅持自己的城鎮化道路》的文章，作者為丹.施泰因博克。文章稱，未來幾周，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就要初顯成效了。在西方，人們通常對這一道路持懷疑態度，有時還會予以嚴厲批判。因此，該是進行一番理性審查的時候了。
一些評論人士認為，北京即將創建一個“擁有2.6億人口的中華城”，《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章家敦就將其比作“以京津為核心的環渤海經濟區”。這些評論人士還認為，中國政府希望通過鞏固巨型城市之間的聯繫，增強社會凝聚力並增加城鎮居民的福利。
文章稱，中國領導人對大城市夢並不太感興趣，他們似乎更傾向於以人口在100萬到500萬的中型城市為基礎實施城鎮化。而許多西方學者卻鼓吹，為了提高經濟效益，應推進大城市型的城鎮化。
文章指出，實際上，就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相互作用而言，中國現在的情況與英國當年並沒有不同。兩國的區別在於人口規模。
如今，中國的城鎮化率已超過50%。100年前，英國也是如此。但英國當年的人口大約是3100萬，而中國當前的人口數量已超過13億。因此，並不是中國的城市規劃者主動要讓中國“變大”，相反，他們是被迫為之。因為除了進行大規模規劃，他們幾乎別無選擇。
除了人口規模，富裕程度較低也是一個問題。當工業革命在英國初顯成效時，其人均富裕程度就已經與中國上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相當。
文章稱，合併難題多、人口規模大和富裕度較低三大問題使得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與眾不同。
也有觀察家指出，中國的規劃陷入了“城鎮化誤區”。他們認為，中國的樂天派把城鎮化視為解決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的方法，但這是錯誤的，因為城鎮化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說：“國家經濟不會因為城鎮化而增長，但經濟的增長會促進城鎮化，因為城市的好工作和勞動報酬都比農村多。”
任何一名經濟史學家、地理學家或城市規劃專家都會指出，城鎮化進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至關重要。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認為，現代經濟的增長始於城鎮化加快之時的原因，因為城鎮化加快會促進繁榮度的迅速增長，加快農村勞動力人口向城市轉移並提高國際化程度。
文章認為，但是，單靠城鎮化是不夠的。中國的改革者和他們的批評者都認為，真正重要的是生產率。然而，在不同國家，促進城市生產率的方式各不相同。
過去，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一線沿海省份以及大城市的出口和投資淨收益來拉動。但如今在這些地區，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出現。稅收開始支撐一種新型的社會模式，經濟增長逐漸由消費拉動。
然而，中國的規劃者卻無法在貧窮、欠發達的地區實現這種模式，在這些地區，經濟增長仍然要靠投資拉動，工業化剛剛起步，城鎮化水平也較低。在此類城市，中產階級幾乎不存在，稅收仍無法支撐新的社會模式。這些地區需要工業化和城鎮化來加快經濟發展。
在西方的發展史上，實現城鎮化依靠的是較低的人口規模和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在那個時期，貿易、資本和人口流動都比較自由。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必須解決好人口多、繁榮度低的問題，而且在這個時期，資本流動要靠政策驅動，地區貿易摩擦頻繁且人口流動率也較低。
文章稱，這種模式將會一直遭到發達的西方誤解，但卻非常值得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借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