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14日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江林在人民網發表文章指出，2013年是日本與東盟於1973年啟動對話關係的第40周年，此次召開的日本與東盟首腦特別峰會也因此有紀念的含義。不過，從會議召開之前所釋放的種種信號來看，日本似乎“別有所圖”。
此次日本-東盟特別首腦峰會帶有較強的日本“主動作為”的信息含量。日本欲借助此次峰會，通過提升日本與東盟經濟夥伴關係、擴大對東盟成員的貸款、經濟援助以及貨幣兌換等“金錢外交”手段換取東盟對日本在海洋和空中安全方面的“積極”認同。按理，一場特別峰會若能對構築地區和平、穩定與和諧環境發出積極的信號是有利於地區共同發展的。而日本借助此次峰會，欲將“防空識別區”等話題納入峰會的主要議題中，有意凸顯“中國威脅”論調，大有將過去的中國“經濟威脅論”轉為當前的“安全威脅論”的意圖，這種“特別”峰會顯然不利於亞洲地區齊心協力，共同應對發展難題。此次日本種種舉動的背後襯托出較為複雜的因素。
一方面，中國崛起對日本構成較大的壓力，迫使日本急於重新提升在地區中的地位。自中國經濟實力崛起之後，日本在地區中的地位也隨之日漸示微。為改變現狀，借助美國重返亞太的時機，安倍在上台後的一年之內，遍訪東盟10國，急於強化與東盟的政治經濟關係，同時加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夥伴關係協議（TPP）談判，以維持其在地區中的地位。此次峰會更有與中國“比拼”的味道。近時期，中國領導人通過出席東亞峰會、APEC領導人會議等，以真誠務實的姿態加強與東盟的合作，包括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與東盟的互聯互通等等，希望與東盟共同實現經濟成長。而日本借助此次峰會，通過各種“融資”手段，進一步拉攏與東盟的關係，急於形成與中國“競爭”東盟的態勢，其背後的含義不言自明。
另一方面，東盟經濟的快速增長也促使日本加緊與東盟的合作步伐。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在世界經濟增長極為不穩定的背景下，多數東盟成員仍能夠保持持續的中高速經濟增長，東盟依靠自身能力拉動經濟增長的特點日趨突出，這為日本盯住東盟市場提供了前提。自安倍上台之後，“安倍經濟學”的實施是要使日本走出經濟“無”增長的困境，一直以來依靠對中國出口的確促使日本保持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率，然而中日因“釣魚島”問題而導致的經濟關係惡化，例如日本對中國的出口下降，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尋求新的出口市場，東盟因其較好的經濟增長表現而被日本視為中國的替代者，這也是此次日本峰會急於“資助”東盟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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