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是中美應力爭在經濟合作的規則上獲得新突破，尤其是把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繼續向前推進，並使人民幣進入IMF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這些都是中美經濟對話的實質內容，也是影響兩國社會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看法的重要砝碼。
中美關係的寬鬆感在減少，促使“小事”變成“大事”的氛圍在增加，根本原因是中國崛起達到了令美國警惕的水平，引發了美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的嚴重不安。一些中國正常的權利和舉動被美方上綱上線，當成中國測試美方底線的行動，中國同周邊國家有摩擦，或對第三方事件的任何姿態，都被看成是對美態度的迂回展示。
對中國來說，這是我們第一次與世界第一大力量處理“兩強的關係”，我們不太確定來自對方的防範和所謂“遏制”對中國的潛在傷害究竟能有多大。我們也不太清楚，目前中美的不信任究竟是可以解決的，還是大國之間注定存在的、需要接受並加以管理的。我們甚至也不肯定，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非理性反應是可以理化解的，抑或只能通過力量的博弈來處理。
中國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實際上是主張中美以建設性的態度對待兩國關係中的現實困難和重重疑問，確保任何問題都不對兩國關係造成全局性衝擊，避免不可收拾後果的出現。
現在看來這樣的戰略意願中美主流社會似乎都有，但它不斷遭到臨時性因素的干擾，中美之間的一些具體衝突常常變成兩國關係的“主題”，使兩國互視的戰略定力發生動搖。這些或許不是一次戰略對話就能徹底解決的，但中美戰略對話應是對這些傾向的強有力對衝，它們能為避免惡性循環做出決定性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