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1日電／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日本戰敗70周年。在70周年這個敏感的年份，如同前兩個十年那樣，日本首相需要面向世界做出政治表態。凡涉及到對過去所發動的戰爭性質的表述，日本政府的每次講話都出台得非常艱難，今年更是表現得扭扭捏捏，在是否繼承和使用“村山談話”、“小泉談話”所使用的“侵略”、“殖民統治”、“反省”等表述上顯露出極大的不情願。
未能實現精神超越
70年過去了，日本還是沒有實現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仍在歷史問題的困頓中徘徊不前。長期以來，日本國內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沒有達成全社會普遍的共識，一直存在巨大分歧。
一方面，有官方的正式表態，如對侵略戰爭做出深刻反省的1993年的“河野談話”、1995年的“村山談話”、2001年小泉在盧溝橋的道歉和2005年的“小泉談話”等；也有包括大學教授、律師等在內的進步知識精英的正義呼聲。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壇否認侵略戰爭歷史的思想根深蒂固；右傾政治家和右傾文人為加害性質進行的辯解不絕於耳。
我們看到，戰前曾經象徵軍國主義的文化符號得以延續，其隱藏的心靈意識繼續得到傳承；甲級戰犯被作為“忠魂”和“英靈”供奉於靖國神社，日本政治家堂而皇之參拜靖國神社；在很多書籍或教科書中，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侵略行為被“事件”、“進入”等毫無貶義的詞匯表述。戰後，由於政治家們的反覆無常，使得日本政府對東亞受害國形式上的“多次”道歉變得越來越單薄與蒼白，越來越失去信譽。也正因如此，日本與其他東亞國家在“歷史和解與民族主義”之間往複徘徊，形成“歷史問題現實化”和“現實問題歷史化”的惡性循環。
近來，日本政府似乎意識到歷史和解問題已經成為外交上的沉重負擔，正在尋找一個一了百了的說法和形式，以便從歷史問題的困頓中“解放”自己。經常會聽到一些日本官員在試探中國方面的底線，希望得到一個可以獲得諒解的紅線，找到得以過關的最低“說法”。這種做法恰恰把日本式思維曬了出來，表明日本在解決戰後和解問題上所期待的是一種外交上最低成本的邊際效益、一種技術處理，並非追求自身精神層面的蛻變。在這裡，德日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
歷史清算內外乏力
相比之下，戰後的德國不僅接受了戰敗，更接受了道德的高度和後現代文明的真理。德國不僅廢棄了當年納粹的旗幟和歌曲，更在法律上保證了對納粹的清算和追討，幾十年來從未鬆懈。德國歷任首相在歷年利用歷次機會不間斷地對那場戰爭作出反省與道歉，追求的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顯示出一個政治強國的勇氣與智慧。
導致日本70年來在歷史認識問題上依舊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日戰後處理不夠徹底造成的。日本與德國相比，“歷史清算”的外力結構明顯不同。德國被盟軍共同占領，被分裂為東西兩個國家，兩個陣營以及受害的猶太民族在國際社會對納粹清算中都發揮了重要政治影響，把德國法西斯的罪犯角色推到了全世界集體記憶的最前面。而日本被美國單獨占領，不僅保持了國體完整，且很快在美國的遠東戰略設計中成為可利用的對象。美國對天皇的免罪戰略導致日本的戰爭最高統帥沒有被碰觸，除了甲級戰犯受刑外，被捕的大部分戰犯或與戰爭有瓜葛的官僚大都陸續被釋放並回到社會政治生活中。而中國等主要受害國在戰後卻經歷了自身國家分裂的命運並由此導致外交政治上的孱弱，未能及時、完整、客觀地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推到世界集體記憶、特別是日本歷史記憶的最前面。
在戰後的日本，“歷史清算”的內力明顯不足。首先，日本發動的對外侵略戰爭是在舉國體制下進行的，戰後任何人、任何家庭都不會因參與戰爭受到歧視或對他人的參與進行批判，形成了“誰都不擔責任的結構”；其次，皇國史觀和與之相關聯的國家神道生死觀，因天皇制和靖國神社的保留依舊發揮著對戰死者家屬的精神撫慰作用；再次，原子彈受害成為廣大日本人關於戰爭的主要歷史記憶。因此，相對於德國社會整體持續的、自我批判性的討論，日本戰後的“歷史清算”在一個誰都不負責任的短暫過程中結束。
一個不確定的日本
雖然戰後日本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對地區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和平憲法第九條的原則下，日本走過了和平發展道路，但是，近年來日本國內日益放肆的罔顧歷史的右傾言行與安全防務的戰略轉型是並駕齊驅的。一部分政治家甚至首相越來越堂而皇之地參拜靖國神社，日本社會對右派政治家的言行也日漸寬容。與此同時，近幾年來，日本抓住美國的“反恐”和“亞太再平衡”的戰略“機遇”，以“首要同盟國”身份實現安全防務政策的徹底轉型，放棄了“專守防衛”、“武器出口三原則”，為“行使集體自衛權”鬆綁，為日本軍事走向世界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迎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今天，世界面對的是一個處在歷史認識困頓和國家發展歧途的日本。日本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和主流政治家、戰略精英的夙願是讓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按前首相中曾根的話就是“戰後總決算”，按現首相安倍晉三的話就是“找回強大的日本”。在“正常化”過程中，戰敗初期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理想正隨著戰後體系的變化被逐漸丟棄，戰敗的教訓已經被塗抹得千差萬別，更為嚴重的是軍事安全政策的蛻變。日本官方的報告顯示，日本確定了21世紀進一步發展和利用日美同盟體制，其外交安全基本戰略是讓軍事與外交和經濟同等地為拓展國際空間發揮作用。這個戰略的實現是一個“大國化”、“正常化”、“外向化”的過程，在操作上會更加顯示出主動性、系統性。
今天的日本有三個不確定性，即日本的“擺脫戰後體制”是否以否定戰後和平發展路線為前提？日本“正常國家化”和軍事發展是以何種方式推進？引領這種“擺脫”和“發展”的政治思潮是否以歷史修正主義為依托、以右傾民族保守主義為主流？站在歧途邊緣的日本還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今後很長時期內，一個現實且重要的問題擺在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等東亞國家面前，那就是如何面對一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未能實現民族精神蛻變卻再次將其軍事力量推向世界的日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日本研究所所長 李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