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說過，她不希望她的子孫生活在由中國統治的世界裡”，華黎明大使說，美國有這樣的戰略思維，決定了中美之間是結構性矛盾。除此之外，美國更擔心“中國模式”的成功，中國的路走通了，西方過去幾百年主導的利益格局可能被打破，這對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是一種整體性否決。
筆者去年8月採訪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貝德時，後者曾認為，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崛起存在過度焦慮，在南海與中國對抗是對中國崛起的“過度反應”。楊成緒大使也認為，美國對華存在“過度焦慮”，中國無意稱霸，也沒想取代美國，但美國總忍不住擔心霸主地位不保。王嵎生認為，美國對中國既“情不自禁要遏制”，又“無可奈何要合作”，中美之間當然是相互依存關係，但美國人越來越覺得，這是一種“不舒服的相互依存”。
在這樣的焦躁的情緒下，希拉里和特朗普誰能讓美國更冷靜些？與會大使、將軍們一致回答：誰都不行。
彭光謙說，特朗普和希拉里表面上打得厲害，可以預期希拉里會持續對華強硬，繼續推動戰略再平衡，特朗普似乎更不可預測，但估計在軍事上對中國會鬆一點，在經貿上會緊一點，但不論表面如何，他們本質上都要為美國利益服務，本質上都代表利益集團。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這麼多大佬反對特朗普，呼籲選民投希拉里，民主黨那邊桑德斯也這麼得民心，說明美國現在兩黨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機制內的上層甚至在合流，美國政治正變成建制力量與反建制力量(特朗普、桑德斯)的對抗。
“其實不光在美國，英國也出了個鮑里斯(英國外相、前倫敦市長)”，華黎明大使說，對“特朗普現象”的理解需要一種全球性思維。為什麼特朗普、桑德斯、鮑里斯會出現在當下？華黎明認為，如今整個西方面臨經濟下行、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縮水的境況，再加上難民問題、移民問題、種族歧視問題，普通民眾對當下體制產生懷疑。這種懷疑實際上是幾年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延續，人們越討厭建制，就越想投那些“政治不正確”候選人的票，這實際上是美國整體實力下降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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