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防衛協調機制基本健全。日美防衛合作的總體協調機制和防衛合作協調機制，自冷戰結束起就逐步趨於完善，主要職責是在“防衛合作指針”規定範圍內，對自衛隊和美軍間的共同行動進行協調和聯絡。參與總體協調機制的不但包括兩國防務部門的有關機構，還包括兩國政府的相關部門，主要任務包括共同制訂聯合作戰計劃和相互合作計劃。總體協調機制由“安全保障協商委員會”“防衛合作小組委員會”和“共同計劃研討委員會”組成。防衛合作協調機制由三個層次的四個機構組成：“日美聯合委員會”和“日美政策委員會”位於頂層，負責政策性協調；“聯合協調組”是第二層，負責對自衛隊和美軍的活動以及需要兩國政府機構參與的事項進行協調；“日美聯合協調所”處於底層，由日美參謀部/司令部代表組成，是日美聯合軍事行動的重要職能機構，具體負責日美聯合行動的組織及編組力量實施作戰時的協同事宜。
二是作戰指揮機構逐步向聯合靠攏。自2006年駐日美軍部署整編開始，日美聯合作戰體制的建立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經過一段時期的整合和部署調整，日本陸上、海上、空中自衛隊與美駐日三軍的指揮機構已經實現了同地部署。自衛隊中央快反集團司令部（將變身為陸上總隊司令部）與駐日美陸軍司令部部署在座間基地；航空自衛隊航空總隊司令部與美軍第五航空隊司令部一同部署在橫田基地；海上自衛隊聯合艦隊司令部與美第7艦隊司令部則繼續一同部署在橫須賀基地。這種指揮機構的並設格局，對於提高日美聯合指揮控制能力十分有利。就迄今情況看，儘管日美間設置的各類常設和非常設聯合協調機構尚不能滿足日美軍事一體化越來越強烈的實際需求，但畢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聯合基礎，可為未來成立聯合作戰指揮所提供相對成熟的條件。
三是防衛合作分工日漸清晰。2015年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是在日本同盟地位上升、自主防衛意識空前強化的背景下出台的，對日美雙邊軍事合作的範圍、分工、方式與行動樣式等均作出了詳細規定，體現出日美加速推進軍事一體化的總體趨勢。其中關於合作機制與行動樣式提出的構建“無縫、強力、彈性、高效”的同盟協調與聯合應對機制，或可視作日美未來軍事一體化的總體圖景，其所謂的政策和運用兩大層面調整，將會使自衛隊和美軍在作戰體系的融合上更加走向深入。
四是聯合演訓融合程度越來越高。日本自衛隊與美軍間展開的各類實兵訓練和演習每年都機制化展開。近年來，這些演訓活動更是呈現出規模逐步擴大、融合程度越來越高、想定指向性越來越強等特點。此外，自衛隊聯同美軍參與的各類多邊聯合訓練與演習也在增加。這些日常演訓活動，毫無疑問會為日美軍事一體化提供重要的聯合行動基礎。
前景——
角色易位，日本更多走向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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