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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海軍“杜魯門”號航母和挪威海軍盾牌級導彈艇參加“三叉戟接點2018”軍演。 |
中評社北京12月3日電／歷時1個月的“蟒蛇2018”聯合軍事演習將於12月6日在波蘭落下帷幕。此次軍演分為實兵和指揮所演習兩個階段，重點演練軍事指揮機構與政府各級機構的協同能力。北約自冷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三叉戟接點2018”聯合軍演於11月7日結束後，“蟒蛇2018”軍演緊隨其後。在這兩場無縫對接的軍事演習中，今年成立的大西洋聯合司令部，後勤、機動和支援保障司令部以及網絡行動中心牛刀初試，體現出北約軍事指揮結構力求向簡潔、靈活轉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曾指出：“世界局勢正發生複雜變化，北約必須在戰略和體制層面作出調整與改變。”斯托爾滕貝格的話，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北約軍事指揮結構發展演變的原因。
冷戰時期
確立“大戰型”與“威懾型”的指揮結構
北約軍事指揮結構隨《北大西洋公約》而生，在1949年到蘇聯解體的40多年時間裡，東西對抗此消彼長，意識形態領域明爭暗奪，威懾蘇聯成為北約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
一是搭建軍事-政治體制雛形。1949年北約設立最高政治領導機構北大西洋理事會、最高軍事領導組織防務委員會及其隸屬的軍事委員會，兼具政治軍事雙重功能，涉及面廣，結構完備，但因重政治輕軍事傾向導致權力運行不暢、軍事影響有限。更重要的是，由於缺乏可供直接指揮的軍事力量，北約軍事指揮結構難以向戰役戰術層拓展，實效性大打折扣。
二是完善軍事指揮結構。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打破了西方自第一次柏林危機後的樂觀心態，以此為契機，北約著手在北美-歐洲-大西洋構建全新作戰指揮體制，先後成立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軍最高司令部以及海峽盟軍最高司令部，與加拿大-美國區域計劃小組一起構成北約作戰指揮的最高權力機構，並對部隊指揮權和防區任務進行劃分，將北約各成員國分散的武裝力量聚合在一起。
三是“古巴導彈危機”後擴充職能。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後，北約相繼成立防務計劃委員會和核防禦事務委員會，旨在用核武器彌補常規力量的不足，大幅提升威懾力。這一時期，北約軍事委員會還成立國際軍事參謀部，進一步完善軍事管理機制。至此，北約框架基本形成，之後雖有局部調整，但基本結構延續至冷戰結束。
冷戰後
從單純集體防禦轉向域外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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