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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緣因素 |
中評社╱題：“制衡中國或對抗中國：美中關係中的地緣因素” 作者：蕭衡鍾（台灣），國立台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單純地使用地緣政治觀點，其實仍難以單一去解釋為何美國兩任政府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及其中國政策出現了轉變。所以應該說，包括了國際體系硬實力，以及相對潛在權力與技術水準之差異，還有地緣政治經濟等方面，都是其影響因素之一，並非單一因素的考量。
一、前言
從各項指標數字來看，美中在奧巴馬到特朗普政府時期，其相對潛在權力雖然已顯著接近，但美國仍未被中國大陸所超越，美中的潛在權力亦尚有段距離。此外，若考量到中國大陸的工業產值在受到工資上漲、美國關稅等問題衝擊下已來到10年來的新低，而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也已逐漸趨緩，未來美中相對權力的改變會逐漸減慢。有鑑於此，若認為特朗普政府中國政策的形成是因為美中潛在權力的變化所導致，則其解釋力似乎稍嫌不足，由此，本文將試圖由地緣政治，也就是美中地緣影響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的消長變化，來做進一步探討。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美中地緣政治上影響力的消長，是否為造成特朗普政府轉變其中國政策的主因值得探究。自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崛起以來，其開始使用經濟政策拓展其對周邊國家與各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亦即使用地緣經濟政策拓展其政治上的勢力範圍。中國大陸的領導體制對國內經濟與對外投資、貿易的控制能力皆強，配合了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給予了中國大陸得天獨厚的優勢去實踐其地緣經濟策略，近年來大幅提升了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以下將首先探討中國大陸地緣經濟策略的動機、策略與實踐，進而分析美國的中國政策的轉變，是否為對此種政策的回應。
二、地緣政治經典理論之應用
中國大陸自習近平上台、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便積極地在亞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拓展其影響力與勢力範圍。此種對美國以及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並非軍事層面的直接對抗，而更是在政治、經濟層面上暗潮洶湧的競爭。
Robert Ross的21世紀東亞地理和平論認為雖然美國擁有全球的霸權，但以往東亞是一種平衡的兩極的狀態，中國大陸擁有陸上的優勢，而美國擁有海上的優勢，此優勢唯有中國大陸發展出強大的海上實力時才會被打破。引用此理論來看，中國大陸近年來全力發展其海軍實力，並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逐漸開始在東海、南海挑戰美國在東亞的海上優勢地位，引起周圍國家的憂心，而至特朗普政府時期也延續這樣的強勢作為，的確已挑戰甚至改變了這種平衡的狀態，讓美國認知到現有國際秩序被挑戰的威脅。
因此，本文也希望引用地緣政治理論中，Stephen Walt的威脅平衡論與Mearsheimer的離岸平衡手概念，為這樣的政策形塑提出解釋。Walt的威脅平衡論指出，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大陸，美國必須選擇制衡或是扈從的策略，而要選擇何種策略，則取決於其對於威脅的認知。威脅平衡論中影響此認知的四項指標包括，總體權力、地緣臨近性、攻擊能力以及攻擊意圖。在奧巴馬政府至特朗普政府時期，中國大陸日益崛起，而中美間的地緣鄰近性也未改變。
在總體權力的部分，中國大陸在奧巴馬至特朗普政府時期，其軍事與經濟權力確實已顯著提高，而伴隨著中國大陸軍事現代化，其海空軍以及新式軍力的成長，中國大陸攻擊美國的能力確實已顯著提升。但同樣的，中國大陸總體權力以及攻擊能力仍離美國有段距離，因此若引用威脅平衡論，單純從這兩個面向來指出美國兩任政府對中國大陸威脅的認知有顯著改變，進而對研究問題進行解釋，似乎仍尚有不足之處。
若應用Mearsheimer攻勢現實主義中的離岸平衡手概念來看，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區域霸權，而希望阻止中國大陸成為東亞新的區域霸權。為此，美國必須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以直接、間接地制衡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進行間接制衡，是奧巴馬時代重返亞太政策中聯合區域盟友的政策，這樣的政策重視多邊合作與國際建制，認為美國無需付出高額的代價去全面制衡中國大陸。到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其認為美國必須直接介入印太區域以全面制衡中國大陸的強勢作為，方能維持現有的國際秩序，避免中國大陸成為區域霸權。
綜上所述，應用21世紀東亞地理和平論可以得出中國大陸軍事、尤其海軍實力的成長，已打破現有權力平衡，讓中國大陸得以延伸其地緣政治影響力，而美國則需更積極進行權力平衡的結論。另一方面，應用離岸平衡手概念，可以得出與應用威脅平衡論相同的結論，也就是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經歷了對中國大陸認知的大幅改變，也就是認知到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影響力上面的大幅增長，而認為需要更為強硬地制衡中國大陸，抵消中國大陸擴張的影響力。
有趣的是，過往地緣政治的理論經常強調安全與政治兩面向的互動，但中國大陸實際上卻甚少使用軍事實力來拓展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相反的，中國大陸經常使用經濟外交工具來拓展其地緣政治影響力。由此可見，過往地緣政治的理論已無法全面應用於分析中國大陸地緣政治上的政策，故需要討論中國大陸如何使用地緣經濟的政策，來擴大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並進而導致特朗普政府更為強硬的中國政策。
三、中國大陸地緣經濟之實力與策略運用
根據Robert Blackwill與Jennifer Harris的定義，地緣經濟政策指的是國家使用經濟工具去拓展、保護國家利益，產生有利的地緣政治結果的政策。中國大陸是目前國際上使用地緣經濟策略的佼佼者，畢竟在軍事上要全面抗衡美國在東亞甚至印太區域的影響力仍有不足，於是轉而使用經濟手段去拓展其勢力範圍。中國大陸使用經濟、使用地緣經濟政策去拓展影響力背後的邏輯在於互惠互利。
中國大陸以資金援助、貸款、貿易為誘因，使亞、非、拉美國家制定符合中國大陸利益的政策。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透過這樣的地緣經濟政策，中國大陸長期擴大了其地緣政治的影響力。
雖然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的絕對權力仍遠不如美國，但因為中國大陸在其政治經濟的主導下，對於國內經濟的引導能力遠勝過西方國家，故中國大陸能較西方國家擁有更多的可支配財富能夠作為政策工具使用。Blackwill與Harris的書中指出，決定一國地緣經濟政策強度之因素有四，分別是控制對外投資之能力、國內市場之大小與控制力、控制商品與能源國際流動之能力，以及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
在這些要素之中，中國大陸對於對外投資擁有較高的效率，這有部分源於中國大陸國有銀行、企業與主權基金的龐大實力，中國大陸國有企業佔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市值的80%，另有部分則源於中國大陸對民營企業的影響力。
此外，中國大陸的國內市場非常大，且需求成長迅速，外國需考量其政策若不受中國大陸認可，被拒絕進入其市場的龐大代價。像是日本商品在釣魚台事件後，遭中國大陸消費者抵制而遭受巨大損失，或是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飛彈系統時，韓國商品、赴韓旅遊與在大陸的韓國企業也受到了強烈抵制，由此更增添了中國大陸對其國內市場的強大影響力。
中國大陸引導商品與能源流動的能力，隨著中國大陸國內對商品與能源的需求與購買力提高而上升，此外，中國大陸也積極與亞、非洲等國家簽訂長期合約，實質經營部分國家的天然資源，如剛果的銅、蘇丹（南蘇丹獨立前）的石油、辛巴威的白金等，皆為實例。而中國大陸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也逐漸上升，透過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大陸希望減少對美元的依賴，甚至在將來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加上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讓中國大陸對其國內經濟的強大引導力形成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有足夠的“家底”來進行其地緣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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