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剛柔並濟的外交傳統。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和陣營對抗的歷史記憶，為俄羅斯外交留下重要遺產，其對外政策也以高度的靈活性、務實性著稱。在政策取向層面，俄曾以“回歸歐洲”為己任，在加入八國集團後默認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進程，曾試圖與美國形成聯合反恐的戰略夥伴，多次推動美俄關係“重啟”，也曾主動轉向東方提出構建大歐亞夥伴關係，相關變化展現其根據國際格局的自我認知和定位頻繁調整外交主軸的靈活性。同時，俄堅持現實利益優先，在對美博弈中強化鬥爭與妥協的平衡，在對歐關係中推動博弈與分化的結合，即便在俄西關係處於低谷的當下，普京仍多次在美施加新制裁後與拜登會晤通話，並稱致力於恢復與歐盟的全面夥伴關係。另外，俄還具備較強的議題設置能力，通過俄烏邊境對峙“以鬥促談”開啟安全保障協議談判就是其中例證。
六是輿論戰中的塑造和傳播能力。在國際話語權爭奪方面，除了傳統的俄新社、塔斯社外，以今日俄羅斯（RT）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中日益活躍，其與西方媒體的不同視角不但成為俄重要發聲渠道，也成為非西方世界接納和傳遞信息的有效窗口。相關敘事塑造和傳播能力，是俄與西方博弈時開展輿論攻防的重要依托。
需要看到的是，俄在與西方博弈中所具備的“威懾力”來源，根植於其獨特的地緣環境、經濟結構、歷史文化、社會意識和外交傳統，具有相當明顯的特殊性。同時，由於俄西博弈的常態化、多元化和複雜化，所謂“輸贏成敗”也很難通過各自一時得失或量化指標予以評判，政治優於軍事、對話勝過衝突應是雙方需要堅守的基本共識。（來源：環球時報；作者：趙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