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7日電／據“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SIISS”公眾號消息，9月29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協辦召開《黨的二十大前後中國與世界》系列研討會之三——《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周邊外交》。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劉鳴的發言要點如下：
努力推進亞太與印太經濟合作的共生交互發展
一、IPEF是美國出於地緣經濟與政治目的的工具
2022年5月23日，美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協商，其側重點是四個支柱：貿易、有韌性的經濟（供應鏈）、清潔經濟和公平的經濟（反腐敗）。
美國這個框架推進的目標，就是在亞太－印太地區的經濟秩序中實現“去中國”影響，使中美高科技的經濟實現部分脫鈎，推動涉華產業鏈在亞太地區重構，降低各國對華的依賴密度與深度，以形成以價值觀與西方規制驅動的高端技術經濟集團與中低端技術為基礎的開放性經濟合作形態的兩種並行秩序。這是戰後美國以行政手段改變經濟全球化規則、產業鏈布局的一次史無前例的舉措，它將對世界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發展進程與方向產生重大的影響，導致亞太地區近40年的一體化經濟合作的分裂化，其嚴重後果將在未來15－20年間逐漸顯現出來。
當然，這個具有准“經濟冷戰”框架能否如美所願順利上位運行，尚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為美國的對外構想經常隨著政府的更迭而壽終就寢，而其非傳統市場准入性的經濟安排又不受東亞國家待見。但美國重新塑造世界與亞太經濟格局的能力與決心是客觀存在的，且不可低估。從特朗普到拜登，美政府六年里在高科技與貿易上的強勢“脫鈎”舉措已導致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歐洲的經濟關係陷入僵滯的困境，這反映了美國擁有的主導性優勢：盟國願意緊跟美國，認知地緣經濟服從地緣政治需要；美國的消極領導作用，使多邊機構在運用規則管理世界經濟方面難有作為；美國會與行政當局有一系列的工具進行經濟冷戰與地緣政治對抗，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只能屈從其脅迫，其他國家反制的手段有限；美國在供應鏈、價值鏈上占據上游，可卡住盟國、夥伴對中國的核心技術出口；美國對規則的制定、解釋與運用能力高於其他國家。
正是由於這種不對稱的權力與利益格局存在，除美國盟國外，RCEP已經生效的13個國家中的7個東南亞國家加入了IPEF的協商進程，因為它們感到得罪不起美國，美國的市場、技術、國際金融機構貸款決定權、安全上的影響力與供應鏈重新布局選擇，都會影響這些國家的利益，而重塑經濟秩序，也有分流中國外資的機遇，有平衡中國經濟影響巨增的作用。至於美日澳韓印五國，總體上是優先配合美國戰略意圖，以制約中國的成長與影響，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關鍵技術、礦物材料上的主導能力方面，均欲壓制中國舉國體制的發展優勢。
二、RCEP與IPEF可以共存發展
若以亞太地區的RCEP與印太地區的IPEF進行比較，IPEF在人口、經濟規模、進口市場、科技影響力有相對優勢：前者覆蓋22．64億的人口，29％的全球經濟總量和38．3％的全球國際直接投資。IPEF總人口25億，GDP總量38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41％。IPEF進口額為6．95萬億美元，占全球進口市場的30．9％，出口總額為4．79萬億美元，占全球市場的21．5％；RCEP進口額為6．36萬億美元，占全球進口市場的28．2％，比IPEF少8．5％，出口總額為5．88萬億美元，占全球市場的26．4％，比IPEF多22．8％。
基於以上的格局，我們既要注意到IPEF對亞太經濟合作與中國對外經濟利益的負面衝擊性，包括在先進技術出口、供應鏈布局－－－“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布局上削弱中國產業與出口競爭力，動搖在華外資長期經營的信心。也要看到RCEP與IPEF的發展各有其聚焦點，在領域的內涵上處於平行交叉的進程；在公開的原則規則上與WTO、APEC及RCEP有一定的重合度，如執行WTO《貿易便利化》協定；擴大社會各領域的不同群體有意義參與地區經濟的活動；包容性、可持續性的數字經濟發展；有責任的發展與運用新興技術；農業發展的生物多元化保護，環境保護等。所以短期內它與亞太經濟合作並未構成完全零和博弈的關係，RCEP在傳統貨物貿易、投資、關稅和市場准入的合作進程不會發生改變，IPEF在這些領域的排他性拓展意圖仍然是模糊的，其更多的重點是在新經濟形態與傳統貿易領域上的立規建制。但兩個機制的15個成員中11個是重合的，特別是東南亞7國，其產業現狀、國情決定它們在IPEF四大支柱目標上不可能完全追隨、順從美國。如果任何新的規則與安排實質性削弱中國產業能力，也就壓制了中國市場吸收能力與對外投資能力，將間接抵消RCEP各國承諾的信譽與推進的目標，損害它們其中的利益。對於它們來說，維持兩頭平衡，尋找共贏點與重合利益的領域是它們必然的選擇。雖然美國包藏禍心，但為爭取這些國家留在裡面，突出美國倡議的地區廣泛支持度，它在塞進其私貨時不得保持冠冕堂皇與降低標準，以照顧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特點，以遷就這部分國家的參與。所以，中國在應對IPEF時，對這些國家的“兩面下注”行動應保持適度理解，以此推理，也無需全面排斥IPEF的推進進程。
中國也可以此作為一種倒逼的動力，順勢而為，以“拿來主義”與“直面挑戰”的態度，先行在RCEP中推出一系列新經濟、新合作的理念與規則，與相關的印太－亞太國家磋商共同的新規則。應該看到，在供應鏈、數字貿易、網絡信息流動、清潔能源、工人權利保護和反腐敗等領域，並不都是美國的話語與規則構劃力占據主導優勢，中國同樣具有一定的優勢，也有劣勢。但是，我們的部分劣勢，也往往是東南亞國家最忌諱的不足之處，不願看到美國強勢定規。一旦我們在觀念與政策上敢於放開，我們與這些國家的共同劣勢可以轉化為符合地區區情發展的規則優勢，介入性形塑地區新經濟形態轉型與美國加快全球供應鏈新布局的方向。
三、中國的應舉之道
中國既要揭露、反對美國建章立制中的私利性、歧視性、國內法規與地區規則的矛盾性、意識形態化、地緣政治性的實質；又要在APEC，RCEP與WTO等多邊經濟合作平台上提出一系列符合新興經濟形態發展的基本原則，包括新興技術產業供應鏈調整的上下端平衡韌性；高端技術產品供應的包容性與開放性；維持與保障企業經濟決策的自主性；限制利用國內產業補貼與對外投資審核政策對企業在第三方市場的經濟行為採取歧視性措施等等。
中國既要做好、做深對外經濟合作的傳統基本盤，擴大傳統貿易與投資的合作範圍；也要通過RCEP等合作機制與東南亞國家開拓中高端經濟形態的合作模式，提出符合新經濟形態合作的新構想倡議。這方面大概可以包括以下部分內容：
1． 針對南亞部分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我們應攜手巴黎俱樂部、IMF、日本與債務國談判債務重組與財政可持續發展的方案；2． 數字貨幣的發展與人民幣國際化應該是制約美國利用美元進行不公平國際貿易結算與涉華制裁的新機遇，數字人民幣已經在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平台進行了40天的跨境交易測試，現在應先行在RCEP與APEC平台內進行磋商，構建正式的多國支付項目平台；3． 宜在RCEP內發起“亞太供應鏈與外包平衡發展的企業與政府協商平台”，制定更明晰的規範來推動供應鏈調整的跨區域分布合理化，供應鏈的有效安全銜接，降低政府幹預，有序協調在華外企與供應商在互聯互通機制下實施“中國＋周邊”的戰略布局；4． 引入國際版的“制式勞動合同”與跨境行業協會對工人權利保障監督的規範制度；5． 為綠色能源的發展與擴大運用，中國可嘗試在太陽能、電動汽車領域與有興趣的RCEP成員制定技術標準，在可再生能源、碳清除、能源效率標準提出務實的目標，並根據亞太國家在碳中和達標的能力，與RCEP發達國家協商建立援助機制，承諾擴大新能源的投資與技術轉讓，共同創建綠氫技術創新中心，構建亞太地區的碳排放權指標與交易市場；6． 在數字經濟領域推行高標準的交易規則，包括跨境數據流動和數據本地化的標準，制定個人數據中的隱私保護與高水平知識產權規範，提升電子商務規則的實施力度；7． 推進RCEP進程與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啟動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談判，以深化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8． 針對美元流動性緊張態勢，我國央行與國際清算銀行簽訂的《人民幣流動性安排協議》（RMBLA）需討論延伸至RCEP成員國，同時提升本區域本幣金融基礎設施的更新與擴大，降低交易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