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9日電／網評：碎片化：德國政治結構的新變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張佳威（華東政法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實行議會民主制，聯邦議院處於國家權力結構的中心，通常所說的“德國大選”就是指每四年一屆的聯邦議員選舉。最近一次的大選發生在2021年9月底，選舉產生了分屬於六個不同黨派的736名議員（包括5名無所屬議員）。其中，沒有一個政黨的得票率（“政黨票”）達到三成，創下戰後德國政黨體制重建以來的紀錄。傳統兩大“全民黨”（Volkspartei）與聯邦議院眾小黨之間的實力消長更加明顯：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會民主黨（SPD）的選票與議席占比均處於歷史新低，較巔峰時期下降了將近一半；而聯邦議院中的眾小黨得票率卻首次超過全民黨，其中綠黨（Alliance 90／The Greens）、自由民主黨（FDP）和選擇黨（AfD）均得到了一成多的支持。更要注意的是，未能越過選舉門檻的議院外政黨的得票率也高達9%。可見，德國政治結構呈現出空前碎片化的局面，一種被政治學家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稱作的極化多黨制已經成型。
德國政黨體制的變遷歷程
比較聯邦德國的歷次大選結果，其政黨體制的變遷有著清晰的軌跡，大致可從兩個主要階段進行觀察和分析。第一個階段的總體特徵是由兩黨體制向兩個“半”黨體制的轉變，由1983年綠黨成功進入聯邦議院開始，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在綠黨出現之前，聯盟黨和社民黨連續二十多年控制著九成左右的席位，呈現出堅固的兩黨霸權結構。而綠黨的快速發展與自民黨一道壯大了“第三勢力”，同時也加劇著“造王者”角色的競爭，直接促成右翼和左翼政黨聯盟的穩定格局。其後，隨著兩德統一，由前東德執政黨改組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也進入聯邦議院，但由於總席次的激增，眾小黨的力量實際被相對稀釋。故而在此階段，雖然兩大全民黨之外已經存在三個聯邦政黨，但小黨往往所持議題有限，實力和地位上均與全民黨有著很大差距，在整個體制中依然祗有“半”的戲份。
德國政黨體制變遷的第二個階段的標誌性事件是2005年社民黨分裂和2013年選擇黨崛起，其共同的結果是極端勢力在德國政治中不斷壯大，意識形態光譜的最左側和最右側出現了穩定的支持群體，極化多黨制的時代正式來臨。首先，21世紀以來，社民黨對左翼力量的整合能力出現嚴重衰退，動搖了其全民黨的地位。出於對施羅德政府社會經濟政策的不滿，社民黨“傳統派”與民社黨聯合成立了左翼黨（The Left），在2009年參加的首次大選中就獲得11.9%的選票，並在勃蘭登堡、圖林根、薩克森等五個左翼票倉實現對社民黨的壓制，表現非常強勢。其次，聯盟黨的“中間路線”也受到衝擊，選擇黨施加的壓力與日俱增。根據教堂山民意機構（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的統計，聯盟黨近年來在社會文化立場上的趨中態勢非常明顯，集中體現在兵役制度、核能發電等方面的妥協。而選擇黨對此採取了大量針對性的舉措，主動參與到保守選民群體中的競爭。有調查顯示，選擇黨在2017年大選中吸收了約100萬的聯盟黨選民，並在德國東部地區的支持率超過聯盟黨，躍升為第二大政黨。因此，與上一階段相比，在德國現今的政治格局中，聯邦議院中的眾小黨基本沒有了“泡沫化”的風險，對全民黨的牽制能力明顯提升，呈現出的極化體制已經相當穩固。
全民黨的卡特爾化與選舉困境
長久以來，聯盟黨與社民黨通過對中間選民市場的壟斷主導著政黨體制的競爭情勢，而分居意識形態光譜更遠端的小黨往往需要不斷調整甚至轉變核心立場才能進入主流的權力場域。但隨著政治社會日益極化以及政策議題更加複雜多元，各政黨傳統的選民基礎和結構發生著深刻改變。在此過程中，聯盟黨與社民黨的卡特爾化並不利於其在新的競爭情境中鞏固基本盤。
其一，由於聯盟黨與社民黨長期壟斷政權，黨員數量大幅下降與公職黨員比重上升成為一對伴生條件，作為政黨組織卡特爾化的顯性起點，“引導”著公共資助增加、選舉方式專業化、基層組織規模縮減等要素的自然發生，而這樣的結果又會產生大量負面溢出效應。與30年前的峰值相比，聯盟黨與社民黨的黨員數量縮減幅度驚人，分別超過了四成和六成。而黨員數量的下降又導致黨費總額的減少，主要經費來源由此轉向了公共資助。基民盟從財政獲得的公共資助已經是其第一大經費來源。而社民黨更為倚重公職黨員，公職黨員占比在本世紀初就已經接近四成，原先的選民基礎——工人黨員則僅剩下五分之一。因此，先前主導黨內各類活動的積極分子規模也在相應萎縮，一線基層組織淪為上級意志的執行工具，與傳統核心選民基礎的聯結不斷降低，過去的“工人黨”轉而以“新中產”的標簽進行自我包裝，嚴重影響了社民黨對左翼社會的整合與吸納能力。
其二，聯盟黨與社民黨頻繁進行卡特爾化的政治大結盟，造成它們在新的政治生態中出現嚴重的代表性斷裂問題。兩大政黨在政治大結盟中變得更加同質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旨在壟斷“中間選民”群體的策略忽視了各類新興或激進議題市場不斷擴大的規模，給了更多小黨進入高級別政治平台的機會。事實上，政治大結盟是否合理，在兩大黨內也存在頗多爭論。通過黨員直選的前社民黨聯合領導人瓦爾特－博爾揚斯（Norbert Walter－Borjans）和艾斯肯（Saskia Esken）就認為黨內公職集團為了在聯盟黨主導的政府中謀取更多職位而進行的妥協，極大地弱化了社民黨回應社會變化的能力；在基民盟方面，現任主席弗裡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也多次公開表示長期的中間路線使得政黨被固定在了有限的政治空間，大結盟在當前德國社會意識形態權力的競爭中鮮有創設，政策訴求的“無所不包”實質上是沒有明確立場和內容的弱勢體現。
聯邦議院眾小黨的結構性優勢
與卡特爾化的全民黨相比，德國聯邦議院中的眾小黨有著完全不同的權力運作邏輯，進而直接影響了政黨能力的生產及其近來在選舉市場中的表現。首先，在立場與意識形態方面，左翼黨和選擇黨分居光譜的左右兩極，綠黨和自民黨則相對居中，它們通過保持核心訴求穩固著基本盤，又以在選舉活動中較為激進的政策目標而提高著政黨的辨識度，不斷吸納著全民黨無法覆蓋的社會基礎。例如，綠黨在近年來不斷擴展政策方針，除傳統的氣候、國防和外交領域外，以“新綠色”為主題將核心訴求進行了實用性改造，更加重視與自然生態平行的“社會生態”部分，提出了包括基層社會民主化、保障少數群體權利、住房市場改革、公平分配體系等政策願景，成功淡化了其過去的原教旨主義色彩。而選擇黨也表現得更加成熟，與早期主張略顯單薄相比，如今構建起了以認同政治為核心、全球化—歐元區—移民社會等多層次的豐富政策框架，加速推動激進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凝練，並重在利用熱門議題與本黨核心立場的聯動效應，主動激起爭議性的社會辯論，試圖最大程度地激發潛在的支持。因此，在當下德國的政治生態中，主要小黨更善於利用意識形態極化的社會條件，提升政策綱領上的辨識度，不斷增加“鐵票”。
其次，眾小黨在黨員與組織體系建設方面成績也相當突出。整體上看，眾小黨的黨員規模不斷壯大，從本世紀初不足10萬人到如今超過25萬人。並且，與全民黨不斷退化的基層組織和日益集權的決策架構不同，眾小黨更注重組織體系的制度化建設，尤其是通過對政黨權力結構的改造，最大程度地限制黨內中間層級規模和公職黨員的權力。實際上，很多小黨本就是以抨擊全民黨對政權壟斷的形象面世，反對既有的選舉共謀行為是小黨重要的動員手段。而在加強自身建設的過程中，小黨一方面通過設置高度透明和民主的決策機制向下賦權，激活了基層和外圍組織體系，形成提升政黨基礎性的正向權力生產機制，更有利於整合選舉市場的變化。另一方面，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讓原本缺乏信息資源的小黨獲得了更多“曝光”於選舉市場的機會，通過成功吸納日益“部落化”的選民，不斷增強競爭力。其中，綠黨在創立之初就將大量日常性事務的決策權下放基層，通過在議會黨團設立由基層黨部組織的各類工作小組，搭建起議員與選民之間的聯結平台；同時利用網絡技術賦予黨內橫向各分支機構對專業性事務的決策權，並在財政和人事資源上提供有力保障。因此，綠黨呈現出一種重心在基層和去官僚化的特點，靈活、自由以及相對開放的運作模式也深獲青年選民的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