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作為律師的職業習慣，黃河並不想過早談論對結果的把握性有多大，但他強調，從法律的角度上看，李昕事件對推動中國體育職業化、法制化進程有著不小的意義。
實事求是地講，作為運動員和教練員，相對於俱樂部來說，是處於比較弱勢的地位。在當下的中國體育界，運動員、教練員權益受到損害的例子不勝枚舉。不久前，就又有NBL俱樂部拖欠球員工資的情況出現，足球俱樂部欠薪的情況同樣時有發生。李昕狀告俱樂部雖然是首次被媒體公開報道，但並不意味著李昕就是第一個遇到這類情況的職業教練。
“這個案件應該可以成為中國體育界裡的一個經典案例。”黃河說，“體育是一個相對特殊的範疇，因為其他勞動合同中，是不可能出現‘完全保障性合同’這樣的情況的。特別是職業體育，確實有它的特殊性，因為運動員和教練員在工作中會出現很多不確定性，出於保護弱者的目的，確實應該對他們的權益進行保護。李昕的這個案件的意義就在於此。”
事實上，李昕和俱樂部的糾紛，本不用訴諸法律，甚至不需要申請勞動仲裁。根據雙方簽訂的勞動合同的規定，當乙方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被違反合同條款時，有權向中國籃協提出申訴。但遺憾的是，中國籃協針對此事，採取了回避的態度。
“還是他們兩家自行協商得好，因為涉及到法律問題，我們不好作出什麼決定。”中國籃協運動隊管理部部長葉慶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表示。但中國籃協也並未完全袖手旁觀，籃協專職法律顧問在談到此糾紛時明確表示：“其實這個案子很簡單，就是俱樂部掏錢，李昕走人。”但即便如此，中國籃協仍沒有勇氣，承擔起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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