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會之所以能夠成為爭論不休的華盛頓的學習典範，在於紅會一直努力去贏得反對派的信任，並在說服反對派：在讓這些需要醫療的人士能夠得到照料這一方面，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
紅會的每一次努力都不一樣，也不容易。戰區裡不同的政見或者危險常常會阻礙紅會的工作人員前往。紅會工作人員還要防範自己被他們任務之外的其它東西所濫用。他們必須通過秘密的對話來進入戰區，並且保證不作判斷和洩密。
“最首要的任務是找出我們每一個人人性的部分，不管我們之間有多麼的疏離和不同，最為重要的是，當人性被否定和破壞時，要拒絕成為一個旁觀者”，《紅十字國際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的編輯文森特•伯納德（Vincent Bernard）這樣寫道。這種情感是現在《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大部分章節的基礎。
現在，戰爭越來越多出現在國家內部，而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越來越多不歸順政府的暴力團夥也相繼出現，紅會的工作變得越來越艱難。“對於醫療服務的尊重——和對在衝突中受害者實施人道主義援助的原則——正一天天被踐踏”，國際紅會官員弗朗西斯•貝龍（Francois Bellon）表示。
然而，紅會這種理念的純潔性卻讓它的雇員在為數以萬計的人排憂解難時，讓他們自己免受傷害。紅會的歷史、方法、立場也並不是沒有遭受過爭議。它常常因為不關心安保、發展、人權、刑事責任的問題而受到批評。
紅會主席彼得•毛雷爾（Peter Maurer）說：“我們的優勢是我們的信念。這一信念踏實、能夠接近衝突、意識到不同群體的苦難並對這些群體的需求作出回應。”
對於就奧巴馬醫保法案爭論的各方而言，紅會周年紀念日是一個來詢問他們是否認同“對於每一個人而言，醫療是一個無關黨派權利”這一觀點的機會。如此以來，關於如何實現醫療改革的爭論——通過誰來實現、花費多少、通過什麼樣的方法——會更容易得到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