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在完全知曉首爾戰略——譬如續簽韓美核合作協議、決定雙方在韓國部署兵力的份額——的情況下來到談判桌，那麼韓國怎麼能期待和美國有一個互利雙贏的關係呢？
沒錯，在這個國家利益至上的殘酷世界裡，盟友也會監聽盟友。但是，盟友之間必須有一個底線——如果它們還可以以“盟友”互稱的話。首爾參與制定新的監控行為準則是很重要的，就像那些在歐洲提出來的對美國監聽行動進行限制的準則一樣。
當前，全球正展開對間諜該做和不該做什麼的討論，這也是一個反思韓國國家間諜機構活動的好時機——幾年前，印尼代表來到韓國商討購置戰鬥訓練機，國家情報院的一些特工試圖竊取這些代表的手提電腦，但卻未得逞。我們認為，韓國國家情報院把一個特別的行政機構和政治力量置於國家安全之上是一個必然而又滑稽的結果。
從全球的例子可以看出，大部分政府允許它們的特工監控外國人，甚至包括最高領導人，但是對於監聽自己國家的公民卻有著嚴格的限制。韓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國家情報院的特工忙於監控對政府的批評，而不是去監控那些有可能損害韓國國家利益的外國人或者朝鮮的間諜。韓國情報官員甚至做了其它外國同行都不敢做的事：干涉國內的政治和選舉。
儘管如此，國家情報院在總統的支持下，以朝鮮威脅為由，拒絕廢除國內的間諜機構。這一切都迫使韓國人嫉妒——而不是譴責——橫跨大西洋的、無拘無束的情報戰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