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始於美國國會。如果外交學中的“語言就是子彈”是真的的話，那麼巡回訪問就是作戰方案。然而，相比希拉里作國務卿時首次正式訪問的是日本、雅加達、首爾、北京，克里的首次巡回出訪則更像是上世紀90年代的套路：倫敦、柏林、巴黎、羅馬、安卡拉、開羅、利雅得、阿布達比酋長國和多哈。
希拉里對亞洲一直沒有掉以輕心。克里在任期內多次造訪中東；相比之下，他對亞洲的訪問卻顯得簡單和不值一提。雖然克里很有活力和野心，但他卻有被劃分為過時的“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即指在外交政策上強調北美和西歐國家在軍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團結與合作的人。克里在訪問上仍然選擇傳統盟友眾多的歐洲和熱點難題一堆的中東，突顯出他的這種“大西洋主義”外交思維）”的危險。
沒人會因為這個問題來指責奧巴馬。但是美國國外的問題和國內政治的機能失調卻讓他不能集中精力在“亞洲再平衡”戰略之上。奧巴馬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表示，他會將外交的重心放在結束利比亞戰爭、鈍化伊朗核計劃之上，為中東地區帶去和平。奧巴馬的這些舉動都很重要——但是難道它們比保障美國在亞洲的未來更加重要麼？
之後的10月，因為預算僵局造成政府停擺，奧巴馬錯過了在巴里島舉行的APEC峰會和在文萊舉行的東亞峰會。
當然，要讓美國這麼一個又大又不守規矩的國家進行戰略轉移是很難的。美國的一個轉移發生在1931到1941年歐洲戰爭爆發和日本侵襲珍珠港之間。在這段時間，美國重新將自己從一個焦慮的、孤立的中型國家轉換成一個自信的、向前發展的大國。
奧巴馬所面臨的挑戰和羅斯福總統所面臨的挑戰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外交政策決不是要成為擴張主義分子，一個繁榮強大的中國是符合世界的利益的。
雖然如此，仍然有很多危險。除非美國重新確立自身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否則該地區會在未來面臨戰略上的不平衡和危險的敵人。美國應該試圖與北京合作，在不能確定中國在未來表現的情況下，美國也要重新部署在亞洲的力量，維持在該地區的平衡力量。
然而，這就需要整個政府持續的注意力——而不僅僅是拜登。如果奧巴馬希望能夠達成他宣稱的成為“太平洋總統”的野心，那麼他就需要向太平洋地區的國家表明——美國仍然在這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