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可考慮落實在兩岸輪流舉辦，蔚為藍、綠、紅對話甚至政治對話之平台，有助於台灣凝聚最大公約數的兩岸政策。潘錫堂認為，該論壇將來若輪流至台灣舉辦，則綠營人士比較不易操作成或扭曲成它是一個中共對台統戰會議甚至是國共密談會議，也較可能降低綠營的疑慮，而願意接受邀請派代表參加，有助建構藍、綠、紅之政治對話平台，裨益於凝聚台灣兩岸政策的最大共識。
第四，兩岸兩會高層會談可針對兩岸已較成熟、有共識之文化（或文教）單項交流合作議題（如：文化創意產業、影視交流合作、博物館交流合作等），洽簽正式的協議，無須拘泥於要先協商簽署“一籃子式”的文化（或文教）框架協議，如此也較符合兩岸協商先經、再文、後政之循序漸進原則，也有助於兩岸強化彼此互信。
最後，潘錫堂建議“習馬會”可以考慮在2016年“520”以前，各以“大陸領導人”與“台灣領導人”的身分見面促其實現。
潘錫堂還指出，由於“習馬會”之最大意義在於兩岸領導人在任期內，各以彼此領導人的身分（而非黨領導人身分）、倒不必堅持一定要以“國號”、“國家主席或總統”的頭銜，也不必要求一定要受邀親自出席APEC非正式經濟領袖會此種所謂國際場合，只要兩岸均能同意並促成習、馬各以“大陸領導人”與“台灣領導人”來會晤，地點可選陸、台、港、澳其一，則台灣仍可確保對等與尊嚴，話題（或議題）開放、不拘形式，均可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發揮醍醐灌頂的突破功能，也能為習、馬分別締造極高的歷史定位與評價。
“第七屆兩岸發展論壇——亞太戰略格局與兩岸關係發展”是由浙江大學台灣研究所、中國評論通訊社、浙江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與台灣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的。 |
